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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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许志永为中国政治反对开新路
许志永律师：二审不再沉默
送"她"玫瑰"心"留余香——致女性人权捍卫者曹顺利
公民短讯
公民快讯
就许志永博士案二审应开庭审理的法律意见书
公民纪事
女孩144天走2千公里反性侵
杭州安吉路良渚实验学校违法解聘教师案旁听侧记
公民主张
@果果仔：【我的人大提案】
关于尊重逝者生前志愿火化毛泽东遗体实施迁葬的提案
公民评论
社会监督与中国治霾改革
人民"需要被量化成一个个具体公民
陈树庆：壮哉！陈开频——勇敢出去，坚定回来！
公民科技
翻墙问答﹕即时通讯软件Whatsapp﹑微信等保安问题
公民观念
不要怜悯──伤残人士缔造新的公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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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头条
笑蜀：许志永为中国政治反对开新路
根据律师披露的消息，今年中国"两会"后，对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的二审，及对新公民运动其他倡导者和参与者的一审，将陆续展开。而春节前对许志永的一审，尤其是许志永被法官打断的最后陈述，已经震撼了世界，国际舆论达于顶点。许志永及新公民运动，获得了历史性声誉；中国司法当局及所谓法治形象，则付出高昂的信用代价。
但比历史声誉更重要的突破，则是建设性的反对派，反而因打压登上历史舞台，这应为中国司法当局始料不及。
建设性的反对派，是王功权去年接受媒体专访时对自己和新公民运动的定位，亦为许志永所认同，但在中国民间饱受争议。有一种倾向在中国民间很流行，即把反对等同于零和游戏，等同于斗争哲学，如毛泽东所称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从"两个凡是"出发，认定建设性就是给统治者解套，就是充当帮闲甚至帮凶；非此即彼，全输全赢，这样的极化思维显然是政治反对的误区。许志永和王功权发起新公民运动，主张建设性的反对派，正是要走出这误区，为中国的政治反对开新路。
这新路，概括地说，就是服务社会之路。许志永最早的声誉，就从服务中得来。2003年他与滕彪、俞江发起三博士上书，终结了罪恶的收容遣送制度，让数亿农民工受益。风雨兼程，一路走到今天，服务社会是他不变的主题。2005年他和王功权等同仁创办公盟，主要就为弱势族群提供法律援助；2009年公盟被迫关闭，他又以公民群体为平台，发起教育平权运动，最终迫使教育部让步，宣布三十省同步开放农民工子女同城高考，受益的农民工至少千万。
十年反对之路，十年服务之路，十年建设之路；反对与服务、反对与建设的惊人重叠，是许志永、王功权，也是整个新公民运动的显著特色。它不是消极等待遥遥无期的总解决，不是幻想暴烈的一夜巨变，而是推动社会的点滴生长，相信生长本身就是不可遏制的改变力量。不是打倒一切，而是建设社会；不是空谈主义，而是解决具体问题；不是空喊反对，而是通过扎扎实实的推动，让反对派的理念落地发芽。
功夫在诗外，于当下中国的反对政治而言，所谓诗外就是社会。必须以社会为主场，不断向下扎根，与社会的需求对接，才能为反对政治奠定社会基础，才能告别小圈子的政治，成就公民的大政治。也惟有公民的大政治，即千千万万公民崛起的压力，才可能让所有枪炮失效，让所有镇压失效，以柔克刚，启动和平转型的进程。
对这点，看得最明白的是当权者。新公民运动根本就是阳谋，从不讳言和平转型的初衷。如果当权者有转型的自觉，这于他们本不冲突。但事实上他们连转型两个字都懒得提，他们只要千秋万代。这就注定了新公民运动不可能不受难。新公民运动固然温和，但这只是基于普遍的人性，是对人心的温和、对社会的温和，对恐惧转型的当权者而言，恰恰越温和越可怕，越温和越是洪水猛兽。
新公民运动最终遭全面绞杀，也就是逻辑的必然。这一点，许志永心知肚明。但他求仁得仁，以身饲虎，义无反顾。空喊反对在当下中国并没有太大风险，但它并不能真的改变什么。要告别空喊，扎扎实实地服务社会和建设社会，扎扎实实地推动，反而可能最危险，随时会沦为国家的敌人。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没有不惜自我牺牲的强大意志，不可能像许志永这样挺身而出，十年不辍。
这正是许志永最可贵之处，也是他不仅得到国际社会一边倒的声援，更得到国内主流社会普遍同情的原因。和平转型不等于没有牺牲，恰恰需要精英的自我牺牲。不是空喊不怕牺牲，不是鼓动别人牺牲，不是喊给我上，而是关键时刻牺牲在前，关键时刻喊跟我上，这是许志永的意义，也是当下中国精英的责任。只有当越来越多的精英敢于自我牺牲，才会唤醒我们民族的精神力量，以遏制未来可能的大溃败，避免大震荡、大牺牲。
好在，明白自己责任的精英，不只许志永一人，从刘晓波，到郭飞雄、丁家喜、赵常青，他们没有一个人退缩，没有一个人不是大义凛然，他们是真正的贵族。设想一下，数年之后，当他们相继走出高墙，重新投入方兴未艾的新公民运动和其他反对政治，那该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场景。那时谁敢否认，成建制的建设性反对派已在中国崛起！这，或许是这个不幸的民族在当下的大幸。
原載2014年3月10日台湾风传媒：http://www.stormmediagroup.com/opencms/review/detail/f0f8d01a-a50e-11e3-8551-ef2804cba5a1/?uuid=f0f8d01a-a50e-11e3-8551-ef2804cba5a1
许志永律师：二审不再沉默
博讯/ 2014年3月07日
33名律师、学者、企业家及媒体人发布致全国人大全体代表的公开信，呼吁纠正新公民案中公民宪法权利被粗暴打压、言论自由遭非法限制的错误。许志永律师向德国之声透露二审将会充分辩护。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 全国"两会"召开之际，中国２２位律师及１１位学者、企业家和媒体人联名发布一封致全国人大全体代表的公开信，就许志永、丁家喜、赵常青等因倡导或参加新公民运动获罪的案件呼吁中国"守住法治的底线"。
公开信强烈要求全国人大全体代表正视因新公民案突显出的中国公民宪法权利被粗暴打压，国内言论自由遭非法限制的事实。
本质是因言获罪
许志永的辩护人张庆方律师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新公民案的本质是因言获罪。
2014年1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为名，判处许志永有期徒刑四年。法院的事实中，包括许志永利用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话题，多次组织、策划在政府机关周边、商业繁华地带和人流密集场所，实施多人聚集及张打横幅活动。但是，公开信指出，法庭未能认定任何一个市民因为许志永等人对公共场所的合法利用受到不当侵害的证据，作出了一个找不到具体被害人的无中生有的判决。判决书中认定的许志永组织、策划的五次聚众扰序活动，也属公民正当行使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和对国家机关批评建议权的合法行为。
公开信提出，"请问各位代表：他们维护的是代表民意的法律秩序，还是贪官们的非法利益？是许志永等人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还是北京警方侵害了公民正常利用公共场所表达意见的权利？"
张庆方律师认为，当下中国言论环境非常糟糕，比起前几年来有很大的退步。公开信说，"中国还要不要言论自由，要不要法治？是我们办理新公民案感触最深的问题"，并指出"一年以来，我们看到的现实却是：国内思想自由受到进一步的禁锢，网络言论遭遇空前限制，推动宪政民主的活动人士接连锒铛入狱。
在厉王止谤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国内政治生活中再次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
没有期待全国人大的回应
张庆方律师说，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并没有期待人大代表会对此公开信作出回应。但是，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不满和抗议。因此，公开信不仅呼吁纠正新公民运动案件中的错误，还许志永等新公民运动的参与者以清白，还要求全国人大提出制定《官员财产公示法》的议案、修改《集会游行示威法》的立法建议、给任何一个城市的纳税人子女以平等的受教育权的质询案，并建议全国人大成立落实宪法选举法领导小组，以保证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的真正落实。
在接受采访中张庆方律师还路透，他和许志永每周会面，告诉他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及案件二审进展。在一审法庭，他们采取了全程沉默抗议的策略。目前他们已经商定，二审期间不再沉默，而是会充分利用抗辩的机会，讲出自己的想法，阐明行动的理由。
目前已有数十名参与教育平权活动的学生家长要求在二审为许志永作证，有人已写好了"自首书"，认为他们要求教育平权的"罪"比许志永更大。张庆方律师已向二审法院表明，要求开庭审理，并允许这些证人出庭作证。法官告诉他，二审也有可能是书面审理。究竟采取哪种形式，目前尚未决定。
送"她"玫瑰，"心"留余香——致女性人权捍卫者曹顺利
3月8日是国际劳动妇女节，又称三八节、妇女节、三八国际妇女节,是世界各国妇女争取和平、平等、发展的节日。一个世纪以来，各国妇女为争取自身的权利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中国妇女社会运动发展至今，正经历着质的变革，同时也面临着强大的阻力。女性维权者在整个运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性作用。但她们仍然遭受着公权力的各种打压，暴力迫害，甚至付出自己的生命。女性人权捍卫者，作为一个坚韧的群体，在通过自己的方式为中国人权的真正实现奉献力量的同时，也是直接的暴力受害者。也正是她们不顾黑监狱、劳教等的身体迫害，通过法律诉讼，上访等形式，为争取公民权利付出惨重的代价。但因为信息的封锁，她们的行动不被人了解，得不到广泛的支持。也使得她们的处境变得异常危险。
曹顺利女士，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学历，曾就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人事部。在2002年国家住房改革中，因揭露单位在分配住房过程中存在的腐败现象而得罪了相关领导，因此遭报复失去公职，遂走上维权之路。（详细介绍请参阅附件）。
2013年9月14日，在北京首都机场出入口突然失踪，被警方秘密抓捕。2013年10月22日，律师接手此案，消息才得以公布：曹顺利先是以涉嫌"非法集会罪"被刑事拘留，后罪名变更为"寻衅滋事罪"。曹顺利女士患有肝病，在维权过程中，由于看守所环境极差，并从未对其进行及时体检和治疗，最近经律师努力，对其体检查出：曹顺利患有双肺结核、肝脏积液、子宫肌瘤及囊肿。目前，她病情已经严重恶化。为此，律师及家属分别多次为其申请保外就医，竟均遭看守所口头拒绝。警方完全排斥律师介入并拒绝与律师会谈，也拒绝律师见人。其后，我们又听闻，北京警方又拘押了数名前去探视曹顺利病情的朋友。
曹顺利，在用生命与公权力的不公作斗争，但她不应该是孤独的。作为一个女性人权捍卫者，她的努力与付出应得到世界的尊重。
三八妇女节是一个女性抗争的纪念日，在今天，我们发起这项给人权捍卫者曹顺利送玫瑰花的行动。希望借助这朵鲜艳的玫瑰，表达对女性人权捍卫者的切实支持。
活动参与方式：
一、 为曹顺利女士寄去带有温暖话语的玫瑰花明信片，玫瑰花象征着女性的尊严，更象征着女性人权捍卫者的信仰与一生，送"她"玫瑰，心有余香。让玫瑰送去我们对她最真挚的祝福，友好与支持的信号！
真诚期待您的支持与鼓励！我们在等着您的一起参与！
女性人权捍卫者网络 2014年3月8日
公民短讯
@RFIChinese : 2014年初，新公民运动多名活动人士因举牌要求官员公示财产以惩戒腐败，而被当局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名密集受审，新公民运动重要领军人物、宪政学者许志永更被以同样罪名判处4年监禁，方兴未艾的新公民运动受到重创。本台在此转发同是新公民运动重要成员的媒体人笑蜀作词作曲的公民权利关注组主题歌《从头再来》： http://www.chinese.rfi.fr/首页/20140306-从头再来—公民权利关注组主题歌
@張聖雨：今天下午，在王府井见到两个网友，其中一个带着眼镜，很瘦小很不起眼。但是对我很热情，特意在王府井书店给买了一本《甘地传》，尤其他对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论述，让我特别惊讶。我无法一字不漏转述他的话，我只能记住他说话的大意，有两句话很深刻大意是这样：1，我们只能仇恨独裁体制，我们不能仇恨独裁体制中的每一个人。2，只有非暴力是不可以战胜的，共产党可以打败(镇压)暴力(暴乱)的老百姓，却战胜不了非暴力运动。这句话换一种说法就是，任何强大的肉体都可以摧毁，强大的精神(灵魂)却不能征服！
@我不是叶海燕:请联合国妇女署关注中国女性维权者的人权现状。今天是国际三八妇女节，女权组织希望能在今天，为正在医院的曹顺利女士（人权捍卫者）送去祝福与关心的话语。但都被新浪微博封杀。女性人权捍卫者一方面受到国家的暴力对待，另一方面，又被切断来自国际与民间的人道关怀与支持。
转：水利工程专家王维洛质疑三峡工程总造价571亿元。
三峡工程到2008年总造价已突破2000亿元且升船机还没建造完毕。
三峡工程资金一半以上是老百姓在电费中支付的三峡基金，这是国务院特别为三峡工程开征的特种税，不还本不支付利息。
三峡工程从571亿元增加到2000亿元，这些钱都流入了谁的口袋？！
@陈有西:#官员不兼代表#应修改《选举法》《代表法》，明确立法规定，政务官员不得兼任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自己监督自己，违背基本政治原理。
@陈有西:所谓改革，不在于报告中出现了几次，而在于行动了一次。官员不兼代表，代表民选，撤销政协，党政分开，司法中立，只要做成一件，民心立马大振，沉疴立见回春。
@cimon700725：看不见的改革天天放在觜上，看得见的弊端却藏在心底。工会、政协、各级企业党组织除了供养混饭吃的干部外，于国家有何用？
@yingdyingd: 刘萍女儿："昨日斯律师致电了江西新余法院。居然发现他们又向上级申请继续延期三个月宣布审判结果！！！而且不是律师问家属一点都不知道这件事！完全没有任何告知及法律手续来解释此事！不知道我母亲在里面怎么样了，我已经快一年没有见到她了。希望你们能帮忙扩散关注！。"@PocFriends
隋牧青：今天下午，公民马新立在北京玉渊潭公园冰冷的水中举牌。要求：1、要求官员公开财产。2、要求释放许志永、丁家喜和所有良心犯。
@奔博～～和王姓国宝的短信聊天记录： 就给这个国宝发了这么一条短信，他就恐怖威胁俺：杭州王姓宝宝：听说你请王成律师去派出所吃饭，为感谢你的热情，我和朋友们准备随时到你家，回请你家人！记得哦！他马上给我回了这么一条短信： 没问题，你们最好全来，老子把你们这些败类全弄死。我又给他回了短信： 怎么这样啊？请你吃饭你还要杀人？你没有王法了吗？ 我要是有什么不测你就是最大嫌疑人，你已经威胁了我的生命安全，我会把你威胁我的短信保存好的。王姓国宝道：最好保存好，每天背十遍。要是在我们这里有丝毫违法勾当，必会受到法律的严惩，你就死定了。我回： 我要你提醒吗？我比你懂法，说说你为什么要弄死我？法律难道在你眼里就是随便杀百姓吗？王姓国宝道： 你这个民族败类胆敢有丝毫不法勾当，就难逃法律严惩，只会死路一条!这都看不懂你这个文盲加流氓就太可悲了。我回： 瞧你这嘴脸，完全不把法律放在眼里样子，你才是真正的流氓！
@刘晓原律师：下午，接天理（陈启棠 维权人士）的妻子电话，说佛山警方到家中送了通知书，同时出示搜查令对家中搜查。佛山市警方指控天理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羁押在佛山市禅城区看守所。据我所知，天理是与江门市李沃求等45个村民进京上访案有关，认为是他指使村民上访。李沃求等45个村民是在3月3日进京途中被截访回到江门市，据家属称，有16个村民被拘留。请关注！
@刘晓原律师：年年开"两会"，也不见国家财政部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公开"两会"的经费支出数目。我认为，"两会"经费支出，不属国家秘密，理应主动向社会公开！ 千呼万唤也不出台——1994年《财产申报法》进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此后，每年的全国两会上均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相关建议、提案或议案，民间呼声更是持续不断，但是时至今日，正式的立法程序仍未启动。
@德國之聲：人大新疆团开放日让媒体失望: 北京指责昆明火车站袭击事件的背后是新疆的分离主义力量，但没有透露调查的进一步结果。在两会上，新疆官员否认暴力与当局的民族政策有关，而是将此案与国际恐怖主义势力联系在一起。
@维权网： 3月3日被湖北省随州市警方带走的《民生观察》网站负责人刘飞跃，已确定被执行此前的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刘飞跃自1998年开始即积极参与湖北省民主党的组建工作，随后创办了《民生观察》网站，在维权的过程中多次遭到地方政府的断网、软禁、殴打、传唤，长期受到监控。
蔡景忠： 【尊重生命是起码的人性】看到美国出动飞机和军舰搜救失联的马航客机，看到美国FBI已派出一支小组协助调查马航客机失联事件，还有，看到昆明暴恐案遇难者头七 美国领事馆敬献花圈，让我想起了当年发生9.11时，有些人却为恐怖的暴行叫好，羞愧难当啊！扪心自问，是什么让他们变成了一个是非不分的脑残？
公民快讯
就许志永博士案二审应开庭审理的法律意见书
尊敬的法官：
我们系上诉人许志永博士的二审辩护人。经过会见当事人，经过阅卷和对一审情况的了解，我们依法认定此案二审应该开庭审理，而非可以开庭审理。
其理由如下：
第一，上诉人在检察院的起诉书中被定位为共同犯罪，从查明案件事实和节约司法资源减少讼累角度，无疑应并案审理，而且考虑到许博士案在北京市一中院已经立案，全案应一并由一中院审理。但一审法庭拒绝了上诉人和辩护人合理的并案审理请求和管辖权异议，导致出现"哑巴庭"这种史所罕见的窘况。在法庭调查阶段，上诉人和辩护人均未对证据进行质证。
而根据《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第53条，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而具体到许博士案，上诉人和辩护人在一审中都坚持了沉默的立场，均未对检方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该证据显然未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依法不应作为定案证据。
第二，一审法庭没有通知主要证人出庭作证。根据《刑诉法》59条，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上诉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在许博士案一审庭审中，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同案被告人和指控证人均未出庭作证，没有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依法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虽然上诉人和辩护人因为自己合理并案审理请求及管辖权异议遭拒，对案件公正审理失去信任，为维护自身尊严不得已沉默，而出于法庭沉默的立场考虑，没有坚持最初申请证人出庭的立场。但一审法庭理应依据《刑诉法》187条之规定，依职权要求重要的证人出庭作证，以查明案情。
第三，考虑到上诉人在最后陈述中坚持自己无罪的立场，显然上诉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均有异议，而此异议直接影响定罪。根据《刑诉法》223条之规定，二审法庭应开庭审理。
第四，考虑到许博士的最后陈述被一审法庭屡次粗暴打断最终被违法制止从而其最后陈述权被剥夺的事实，二审法院也应开庭审理补正许博士最后陈述的机会。而且一审庭审只提供很少旁听席位的做法也违背了公开审理制度设立的初衷。
第五，辩方有新的证人出庭。新的证人证言理应经过庭审质证。
最后，从《刑诉法》保障人权，追求程序和实体正义的角度，也理应开庭审理，通过控辩双方、被害人的质证和辩论，以查明案件事实，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综上：针对许志永博士案，二审法庭应开庭审理。
此致
辩护人： 张庆方 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书庆 山东天宇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公民主张
果果仔：【我的人大提案】
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藉此，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主张：
1、修改宪法：根据普世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使宪法真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实施的最高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2、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政和责任政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制衡制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3、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院，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免公器私用。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派歧视，应不分党派平等录用。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止政府滥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接选举应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8、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以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政党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言治罪。
12、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审查并撤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动。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任何审查的备案制。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广以普世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14、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15、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和运行机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通过产权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活力。
16、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和各级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18、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峡两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1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厘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20、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该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意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关于尊重逝者生前志愿火化毛泽东遗体实施迁葬的提案
提案倡议人：（中国公民）章立凡 浦志强
提案联系信箱： proposal21c@gmail.com
案 由：尊重毛泽东本人生前志愿，将其遗体火化后回乡安葬
提案人：全国人大代表（征求中）
提案人：全国政协委员（征求中）
摘 要：遗体火葬是毛泽东本人的生前志愿，后人应予尊重。毛泽东生前明确表示反对"厚葬久丧"，修建陵寝和保存遗体均违背其本人遗愿。对毛泽东的历史问责不应回避，纪念已故领导人不宜仿效封建帝王。建议将毛泽东遗体火化，骨灰交付亲属移往家乡归葬，陵寝（毛主席纪念堂）改作"中国文化大革命博物馆"。
提案正文
事实和理由：
一、身后遗体火葬是毛泽东本人的志愿，在法律上真实有效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火葬倡议书上签字（详附件：《倡议实行火葬》，以下简称"倡议书"）。倡议书在指出传统土葬占用耕地、浪费木材、劳民伤财等弊端后发出倡议："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在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实行火葬。……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
在这篇倡议书上第一个签名的是毛泽东，按照签名顺序，签名的还有朱德、彭德怀、康生、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内外一百三十六人（陈云在事后写信补签）。这一倡议推动了殡葬改革，使火葬成为中国城市人口的主要归宿，对改变传统的中国丧葬习俗产生了重大影响。
毛泽东签署倡议书时的年龄为六十二岁，同时担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思维正常，神智清楚，应确认其火葬志愿在法律上真实有效。此后，他还不止一次公开或私下表达过火葬的愿望。
二、保存遗体构成违约，展示遗体有悖文明和人道
毛泽东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逝世后，出于政治需要，遗体未能按生前志愿火化，而是被置入水晶棺，陈放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陵寝（毛主席纪念堂）中，至今已近三十七年。
一九五六年倡议书上的签名者，除毛泽东外，其他人均已在身后实现了火葬的志愿（其中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未保留骨灰）。毛泽东遗体的处理方式，直接违背了逝者本人"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的志愿；而当时健在的共同签名者，也未履行"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的约定。
此举不仅在法律上构成违约，也不符合中国"死者为大"和"入土为安"的习俗；无论在古代社会或现代社会，长期公开展示遗体，都是不文明和不人道的。
三、回避对毛泽东的历史问责，不利于社会进步
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取得执政地位，毛泽东功不可没。但毛氏当政以后，违背在野时的民主宪政承诺，先后废弃建国《共同纲领》和国家宪法，实行权力、经济、思想的"三垄断"，建立起个人独裁和个人崇拜。他长期以阶级斗争和各种政治运动治国，不仅消灭了市场经济，造成"大跃进"的经济灾难和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大饥荒；更发动政变推翻根据宪法选出的国家主席，将全国人民拖入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浩劫，严重践踏宪法、法律和人权，历史出现了倒退。
中国在八〇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抛弃 "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氏治国模式。一九八一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毛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出于政治需要，毛时代的真实历史至今仍被屏蔽，但"反右"、大饥荒、"文革"等惨祸的亲历者犹在，民族历史记忆的伤口仍在流血。
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一切经济成就，都是摆脱了毛时代闭关锁国政策和计划经济模式的结果；近年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与冲突，都与权力不受制约的毛式管治积习有关；当下中国民粹主义思潮泛滥，凸显出"文革"式暴力基因的遗患。继续保存毛泽东遗体并回避历史问责，在体制内外造成了长期的思想混乱，争论与对立严重地撕裂社会，不利于反思历史深化改革，也不利于中国的社会进步。
四、陵寝选址不当，厚葬久丧不利于廉政建设
毛泽东陵寝是"文革"个人崇拜的产物。当年陵寝的选址曾有五个方案，最终选定在首都北京中轴线上的政治中心广场修筑个人陵墓，与国家标志性政治建筑天安门南北相对。无论在政治意义上或文化意义上，这都是一个极为不当的选择。
毛泽东生前签署的火葬倡议书，明确反对"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厚葬久丧定作礼法"，而修建宏伟陵墓长期保存遗体的做法，明显属于"厚葬久丧"。
毛泽东陵寝是在国民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调动全国的财力、人力、物力，不惜成本修建的。为保护遗体和陵寝，三十七年来耗费了大量社会财富。因人设事的专门机构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其人员编制、经费来源及预、决算从未公开过。
当下中国官场腐败丛生，官员修建豪华墓地、借举丧大肆敛财的风气盛行，反腐须以薄葬俭丧为垂范。现代国家不应搞个人崇拜，纪念已故领导人不宜仿效封建帝王，继续长期保存毛泽东遗体，靡费公帑维持国家祭祀，不利于政权廉政建设。
解决方案：
（一）火葬是毛泽东本人的生前志愿，后人应予尊重。
（二）毛泽东遗体火化后，骨灰可交付亲属移往家乡归葬。
（三）实施迁葬后，原陵寝（毛主席纪念堂）可作为公共建筑物继续使用，建议改为"中国文化大革命博物馆"。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日 初稿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二稿
二〇一四年三月一日 三稿
附件：《倡议实行火葬》（出处：中央文献出版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110页）
倡议实行火葬〔１〕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人们由生到死，这是自然规律。人死以后，应当给以妥善安置，并且采取适当的形式进行悼念，寄托哀思，这是人之常情。我国历史上和世界各民族中有各种安葬死者的办法。其中主要的办法是土葬和火葬，而土葬沿用最广。但是土葬占用耕地，浪费木材；加以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厚葬久丧定作礼法，常使许多家庭因为安葬死者而陷于破产的境地。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装殓和埋葬的费用，也无碍于对死者的纪念，这种办法虽然在中国古代和现代还只有一些人采用，但是，应当承认，这是安置死者的一种最合理的办法，而且在有些国家已经普遍实行。因此，我们倡议，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在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实行火葬。为着火葬的方便，除了北京、上海、汉口、长沙等地方已有火葬场外，我们建议，国家还可以在某些大中城市和其他适当地方，增建一些近代化的火葬场。我们认为安葬死者的办法，应当尊重人们的自愿。在人民中推行火葬的办法，必须是逐步的；必须完全按照自愿的原则，不要有任何的勉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有土葬的长期习惯，在人们还愿意继续实行土葬的时候，国家是不能加以干涉的；对于现存的坟墓，也是不能粗暴处理的。对于先烈的坟墓以及已经成为历史纪念物的古墓都应当注意保护。对于有主的普通坟墓，在需要迁移的时候，应当得到家属的同意。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１〕在这篇倡议书上第一个签名的是毛泽东，本篇题下的年月日是毛泽东签名的日期。按照签名顺序，签名的还有朱德、彭德怀、康生、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内外一百三十六人。一九五九年二月十日，陈云给杨尚昆写信说："前几年有一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自愿签名死后火葬，那一次我未出席会议所以没有签字。我是赞成火葬的，特补此信，作为我的补签字。""同时我还赞成尸体解剖的，因为这无损于死者而有益于医学。因此，如果我死后医生觉得哪些器官需要解剖来证实一下当时诊断医疗是否正确，请让医生解剖。"
公民纪事
女孩144天走2千公里反性侵
/ 真话
3月6日，"美丽的女权徒步博物展"在广州荔湾区的"一起开工社区"开幕，这是目前中国第一个女权博物展。
2013年9月15日，肖美丽从北京出发，历经144天、5个省50多个市县、2200多公里的徒步行走，在2014年3月5日终于抵达旅程的目的地广州。随着她一起到达的，有四双被穿坏了的徒步鞋，几十张一路所思手绘的漫画，近百张和陪走小伙伴们的合影和多个视频，300多张沿途给各地政府、教育局和公安局寄《关于建立防治校园性侵机制防止二次伤害的建议》信的邮递小存根，几十份来自各地政府部门的回复，以及一位陪走三个多月的小伙伴马户——正是这些，组成了今天这个饶有趣味的"美丽的女权徒步博物展"。
在交流中，许多观众们都问肖美丽在路上是否经历过什么困难、是否有生病、有没有遇到什么危险等等。她回答："很多预想的问题都没有遇到。"
第一次女权徒步，并非说走就走的旅行
女人+远程徒步=？
出发前，肖美丽和许多女权小伙伴谈过这个想法，很多人担忧和恐吓她：你会被强奸的！你会被拐卖的！你会来月经走不动路的！你会。。。。。。看来女人要出趟远门还真不容易，抢劫、强奸、经痛，这些风险对于男性旅者们可就小多了。
"难道我一辈子，都不能去远足，只因为是女人吗？"她到网上搜了一下，发现"女人+远程徒步"的组合乃至整个世界都没有先例。但是在城乡环境中的女人们、在学校的孩子们遭遇性骚扰、家暴和强奸的案例也是一桩又一桩——问题不在于你待在哪儿，而在于对女性来说，似乎哪儿都不安全。"把自己关起来，并不能防治性侵害。旅行的风险大多是因环境不安全引起的，可不是女人自己引起的啊。"
她决定自己打破女人无法独自徒步的观念。"女权徒步"的想法诞生，到她真正踏上旅程，中间只有不到一个月的准备时间。许多知道这件事的伙伴，既为这个想法拍案叫绝，又忍不住担忧和焦虑。而今天，这一场历经半年的徒步之后，肖美丽改变了许多人，甚至包括她自己对于女性徒步的看法："女性徒步没有我们认为的那么困难，真正困难的是，针对女性和儿童的性侵害、性骚扰的确普遍存在，我们如何让政府、教育部门、公安部门能够正视这个问题，并且采取措施改善环境安全。"
最早参与陪走的伙伴吕频说："我们在旅程中和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人交谈的时候，或者途中碰到各种奇遇的时候，我们会思考女权主义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让人强大起来的旅程。"
五十多位陪走伙伴，男生要穿裙子才能同行
在半年的旅程中，前后陆陆续续有五十多位小伙伴参与了陪走，其中有四位男生。"我们对于陪走的男生，都要求他们要穿裙子。因为这个徒步的初衷就是为了打破'女性是弱者，远足更易遭遇危险'的印象，如果同行中有男生，会被别人看成'男生在保护女生'。而愿意穿裙子的男生，说明他们不认为做女性是一种耻辱，而是认同女性一样可以是强大的。"
几十次现场征集，她把"女权"带到偏远乡镇
博物展上，小伙伴小笋分享她陪走两天的感受时说："徒步遇到当地人，一次次和当地人解释她们为何徒步时，许多人听到"性侵害"就沉默了，这对多数人来说仍是沉重的话题，这沉默让人印象深刻。"事实上，"性侵害"三个字，的确不存在于大多数人的生活中，它不是一件会轻易被人们谈论的话题。这种避讳或禁忌的沉默，折射着人们对性的保守和顾忌，又进而成为性侵害事实的保护伞。与此类似的是"女权"一词。
一路上，在沿途的几乎每个市镇都向当地的政府、公安局和教育局寄出《关于建立防治校园性侵机制防止二次伤害的建议》，这是"女权徒步"计划的一部分。而当徒步到了河北涿州时，肖美丽和陪走的伙伴又有了"街头征集当地人签名，一起寄出去"的想法。
"我们想把'外来人'的意见变成有'当地人'参与的意见，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第一次在一个很小的乡镇对人们谈起'女权'这个词，也许这是那里的人们第一次有了公共参与的机会。这是女权一个很好的尝试。"陪走小伙伴吕频这样看待她们的街头征集签名行为。"女权是不是一个脱离基层的主张？我觉得女权徒步证明了：不是。肖美丽和那些来自城市的陪走女青年们，和乡镇的当地人就'反对性侵害'话题面对面交流的时候，证明了女权不是一个小圈子的，脱离民众的，而是可以大家一起来谈的话题。"
另一位曾经陪走的伙伴小鸟说："即使在小市镇，也有人能理解我们的主张和支持我们的行为，这是我在街头征集签名时最受感动的。"
半年两千公里，反对性侵害的旅程仍未结束
徒步结束了，下一步有什么计划吗？美丽说，她希望能够把这个博物展搬到更多徒步没有到过的城市展出，还希望能够把一路根据所见所闻创作的手绘日记，作为一本书籍出版，让更多的人知道女权徒步，知道女权徒步的意义。
下午，美丽和小伙伴们又一次开始了"反对性侵害"的倡导，这一站是广东省教育厅。她们带着"一名工作人员、一种课程、一份公开、一套机制"四个大大的"性侵害防治锦囊"，呼吁教育厅建立校园性侵害防治体系。
教育厅一名未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接待了她们，称会收下她们的建议和锦囊，归档、待他的上级查看。当肖美丽询问何时能够得到他们的回复时，这名工作人员拿出一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请她填写，称收到申请表后会在60个工作日内回复。
2013年6月，广东当地二十多家妇女儿童权益机构联名向教育厅递交《关于建立校园防治性侵害体系的建议信》时， 得到教育厅办公室主任王创的回复是：教育厅也在研究应该采取何种对策来防范儿童性侵害。之后却并未看到明确的措施出台。而女权徒步一路向当地政府申请信息公开、向教育和公安部门递建议信，也只收到了三分之一的回复。
"反对性侵害的旅程还远远没有结束，女权徒步的终点只是一个新的开始。"肖美丽说。
杭州安吉路良渚实验学校违法解聘教师案旁听侧记
/吕耿松
2014年2月28日，杭州安吉路良渚实验学校违法违约解聘该校语文教师谌卫军一案在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杭州维权律师纪中久为谌卫军的委托代理人。杭州维权律师龙永生、中国计量大学教师、宪法学者王培剑，中国致公党党员暨中国民主党党员、退休高级工程师萧利彬，浙江教育学院副教授初亮，杭州清河中学体育教师王志锋，浙江同德医院医生周程以及陈树庆、邹巍和我参加了旁听。参加旁听的还有其他几位我不认识的人。
杭州安吉路实验学校一直来在浙江教育界的初级教学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中国著名的房地产老板王石看中了这块牌子，在余杭良渚投资办了杭州安吉路良渚实验学校，培养小学和初中的学生。谌卫军老师2012年8月与该校签订劳动合同，期限为三年，任语文教师。谌老师教绩颇佳，得到学生好评。余杭区的文学杂志《美丽洲》上刊登的中学生的优秀文章，有许多来自谌卫军的学生。
原杭州下城区教育局党委委员、安吉路实验小学校长骆玲芳与谌卫军差不多同一时期调进杭州安吉路良渚实验学校，任校长兼党的书记。
谌卫军不但教学精益求精，而且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创办的"弘毅读书会"在杭州知识界很受欢迎，参加者踊跃。"弘毅读书会"倡导公民文化，但引起当局不快，称其"不符合主流价值"。骆玲芳在来自"上面"的压力下，专门组织了几次针对谌卫军的"民主考评"，并制订了针对谌卫军的《考核办法》。笔者在法庭上听到原告（杭州安吉路良渚实验学校）的起诉状称，谌卫军上课不认真，不批改作业，但在课堂上"激烈批评（执）政党"，"经常在课堂上讲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权力斗争"。这是谌卫军被解聘的根本原因，但如果直接以这些话解聘谌卫军，未免太露骨。于是在骆玲芳的主持下，学校于2013年6月23日召开了"教代会"，制订专门针对谌卫军的《考核办法》，并出示了几封没有写姓名和日期的所谓学生来信和学生家长来信，称谌卫军不胜任语文教学。2013年6月29日星期六，是国家法定双休日，但骆玲芳称这天学校上班，谌卫军没有来（谌没有接到通知），是旷工，造成了"教学事故"。8月23日，骆玲芳组织了两个班学生的"民主评议"。8月25日，骆玲芳要谌卫军从语文教学岗位撤下来，改任体育器材保管员，被谌拒绝。8月26日，谌卫军被学校解聘。谌卫军不服，向余杭区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11月26日、28日仲裁庭开庭，作出了杭州安吉路良渚实验学校解聘谌卫军违法，并要其赔偿谌卫军损失的裁决书。杭州安吉路良渚实验学校不服，向余杭区人民法院起诉，谌卫军提出反诉，双方同时既为原告又是被告。因杭州安吉路良渚实验学校先提出起诉，所以坐在原告席上，称原告，对方则称被告。
28日这天上午9点开庭，到下午4点庭审结束，审理差不多花了一整天时间。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主要围绕四个问题展开：
（一）、骆玲芳组织的"教代会"是否合法？谌卫军的代理人指出：按照《浙江省中小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作规程》第十六条的规定，教代会制度（教职工代表大会）是在教职工超过100人的学校中设立的，而杭州安吉路良渚实验学校一共只有教职工54人，骆玲芳临时拉来40多名劳务派遣人员，并不属于学校的教职工，所以在该校召开教代会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按规定它只能召教职工大会而不是教代会。退一步说，即使召开教代会合法（校方认为劳务派遣人员有权参加学校的"民主选举"），那么按照规定它选出的代表应该是50人而不是27人（其中有3人请假，实到24人）。所以，谌卫军和代理人都认为这个"教代会"是非法的。
（二）、专门针对谌卫军的所谓《考核办法》是否具有效力？代理人指出，这个《考核办法》，无论是制定的程序，还是它的内容，都是不合法的，不具有法律效力。《考核办法》是规章制度，是对事不对人的。按规定，它应提前两星期交全体教职工讨论、审议，然后由全体教职工会议通过。而骆玲芳匆匆召开一个所谓的教代会，临时抱佛脚地制定了这么一个针对谌卫军老师的文件，不仅违反法律，而且开了一个校领导通过"立法"来整人的先例。
（三）、谌卫军老师的教学成绩是否真的"不合格"。8月23日，骆玲芳组织了两个班的学生专门对谌卫军的教学活动进行"民主评议"。校方以所谓"×票通过，×票弃权、×票反对"的投票结果作出了谌卫军语文教学不合格的结论。此外，校方还出示了学生"成绩下滑"的数据。代理人指出，衡量教学水平的高低并不能单纯以学生的考试成绩（假定校方提供的成绩单是真的）为标准，而应当侧重于学生的综合水平和能力，这实际上是中国教学改革中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代理人举出了许多谌老师有教学水平和能力的例子，特别举出《美丽洲》杂志上多篇优秀作文出自谌老师学生的例子。的确，有一段时间，谌老师因忙于弘毅读书会的活动，对学生的作业批改少了，但是这不并是他的教学质量下降了，而是针对语文教学的特点作出的适当调整。谌老师说，因为这段时间古文课和作文课较多，而这些课他都是在课堂上现批、现改、现教的。根据教学经验，对于古文课和作文课，"现身说法"的效果要比批改作业本好。所以根据批改作业次数和成绩单的数据就得出"成绩下滑"的结论是不实事求是的，而组织学生搞突然袭击式的"评教"是不正当手段，谌卫军指出这是"拿学生做赌注"，"教唆未成年人如何整人"。
（四）、是否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余杭区劳动仲裁委员会已裁决杭州安吉路良渚实验学校解聘谌卫军违法，但没有裁决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对此谌卫军在起诉书中出了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诉讼请求。对方代理人在答辩中说，原告从内心不希望谌卫军回到学校，并主观地猜测谌卫军也从内心不希望回到这个曾经令他不快的地方。谌卫军的代理人则指出，校方解聘行为是违法的，也是违约的，它没有任何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按照劳动合同法应当继续履行合同；学校教学活动现正常进行，学校的语文教学科目也未撤销，劳动合同具备继续履行的必要条件；只有继续履行合同，才能保护作为劳动者的谌卫军老师的合法权益。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原告方向法庭递交了21份证据，被告方递交了15份证据。被告的代理律师纪中久先生质证水平相当高，每次质疑都很到位，辩论很有说服力。原告代理人虽然水平也不错，但毕竟原告理亏，在提到关键问题时代理人只好支支吾吾地说"不清楚"，"这个问题代理人无权回答"等含糊的词语来回答。
法庭辩论结束后，原告没有作法庭最后陈述，谌卫军作了陈述。因他感到实在冤枉，所以在陈述时情绪有些激动，审判长两次敲法槌打断他的讲话。不过，最后还是让他把稿子念完。
谌卫军在法庭最后陈述中说，他被学校违法解聘的直接原因的教代会上的争执，间接原因是读书会的活动，深层原因是校长骆玲芳想树立个人权威，杀鸡儆猴，邀功请赏。但在笔者看来，第二条和第三条的顺序应换一下，即深层的原因是读书会的活动，因为独裁政权是绝不允许民间有脱离它掌控的集会活动和结社活动的，这一点从杭州国保多次干涉弘毅读书会和公民文化沙龙的活动可以得到证明。
公民评论
陈树庆：壮哉！陈开频——勇敢出去，坚定回来！
今天早上8点27分，我接到陈开频先生的电话，说他正赶往机场要乘航班返回中国大陆的浙江杭州。
陈开频此次去台湾，街头举牌"声援大陆民主，就是保卫台湾"、会见民进党主席苏贞昌、与国民党主席现任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无疑冲击了国、共两党处理台海问题的垄断特权，胆小怕事的马英九拒见，心胸狭隘的中共当权者也必定恼羞成怒，我担心他这次回来可能会受到严酷的政治迫害，就力劝他留在台湾或转程去美国或其他民主国家避难，但遭到了开频的断然拒绝。
陈开频对我说："我为了中国的民主自由而出去，就必须为中国的民主自由而回来！"，"如果有不测，只好烦劳树庆、耿松、邹巍、谭凯等等中国民主党浙江的同仁代为告慰家中亲人，尤其是年迈的老母"。我安慰他："你此行光明磊落、堂堂正正，中共当局不能拿你咋地"、"我们是战友，不离不弃"。
据来自方方面面的信息显示，陈开频此举，已经引起中共最高层的重视，很可能一下国内上海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就被扣押而不能回家。甚至有传言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会一线指挥处理此案，以示浙江当局的重视，缓解来自中央的压力。当然还有消息称，中共"国家安全部"已经直接接介入此案，陈开频一下大陆机场就会被马上转程押送北京，浙江地方当局已经无权过问本案。……所有这些，我认为都是传言，是否确凿，今天下午或迟至明日，就能揭晓。
敬请所有关注中国民主进步事业的朋友们关注陈开频，尤其是海内外所有中国民主党的组织与同仁：守望相助，义不容辞！
陈树庆 2014年3月6日
社会监督与中国治霾改革
韩碧如 / 英国《金融时报》
"440。有害健康。健康风险提示：所有人的健康都可能受到严重影响，建议避免体育锻炼以及户外活动。"
这是美国驻华大使馆2014年2月25日下午3点，在推特(Twitter)上发布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
每天早上，在抬头观察窗外之前，许多北京居民会首先查看智能手机上的相关应用，以了解当天的污染指数。只要指数低于100，他们就会略感宽慰——即便100较理想水平仍然高出很多；如果读数高于100，空气污染就将成为当天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
2月的最后一周，北京的空气污染指数始终保持在接近爆表的水平。在雾霾的笼罩下，太阳看起来像个薄薄的橙色圆盘，行人和建筑物都隐入了浓雾中，为北京平添了几分神秘感。在空气污染最严重的那几天，大人让儿童待在室内，路上的行人脚步匆匆，都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2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驻华代表称这场雾霾为一次"危机"。
对高科技不那么在行的北京居民，例如今年64岁的牛佐轩（音译），主要依靠官方广播或电视台的播报来获知当天的污染指数，但持续数日灰蒙蒙的天空已经使他对官方数据产生了怀疑。牛佐轩说："我觉得，政府在信息披露方面还做得不够。"他正戴着一只蓝色的口罩遛弯，这是他每天的例行活动。
2008年，美国驻华大使馆在使馆屋顶安装了一台价值3万美元的空气质量检测仪，并在推特上实时发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公众的压力、以及美国驻华大使馆屋顶上这台空气质量监测器，促使中国开始在各大城市安装空气质量监测设备并发布监测数据。今年，中国政府开始直接监控15000个污染大户。北京市政府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以介绍应急措施，但因未实际执行这些措施而受到官方媒体批评。
通过采取这些措施，中国政府正以罕见的开放姿态接受公众批评。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监督将帮助政府在治理污染方面取得成效，而自上而下的治污举措迄今收效甚微。
至少在理论上，中国有严格的环境监管法规。政府的最新举措包括：强制要求高污染行业缩减产能、对减少污染排放的企业发放补贴、甚至取缔户外烧烤摊。这并不是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治理污染的初次尝试。到目前为止，相关法律法规、以及针对工业产能过剩和污染大户的"运动式"整治都未能取得明显效果。
当前公众监督的增强可能有助于加强改革者的力量。改革者们担心，实权部委以及利益相关企业不顾代价地追求增长，可能造成不良影响。
公众对空气污染问题的施压，能够助环境保护部(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一臂之力。在过去，如果一项法规对那些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造成损害，环保部就很难推行下去。如今，局势对环保部非常有利，该部在首次公开发布空气质量监测结果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将监测和数据发布网络扩展到了全国。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研究员沈岱波(Deborah Seligsohn)表示："公众的愤怒对环保部有利。知道民众在施压以后，地方政府会更加严肃地对待环保部的指令。"沈岱波对中国的污染问题做了大量研究。
一项最新举措是，直接监测电厂、钢铁厂以及全国范围内其他工业设施的污染排放。令环境保护主义者感到失望的是，政府虽然收集了这些企业的实时污染数据，但仅在政府部门内部公布，而公众只能看到一份年度报告。但即便是这种程度的监督对于很多电厂和重工业企业来说也是件新鲜事，这些企业已经习惯于只听命于地方政府中的紧密盟友。
2013年1月的那场"空气末日"(airpocalypse)，激起了公众的担忧。当时，浓重的雾霾笼罩了整个华北平原，空气污染指数远远超过了可测量上限。那一年，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代表们提交了近400项有关环境保护问题的提案。
雾霾主要由工业污染、煤炭燃烧以及浓雾导致，现已成为了公众密切关注的问题。空气凈化器以及口罩的销量飙升。学校的校长在决定是否允许孩子们进行户外活动之前，都会先查看一下每日空气质量指数级别。军事评论家则在电视上宣称，雾霾至少能够干扰美国激光武器，是对激光武器攻击的最好防御。
雾霾期间，一个段子广为流传，里面将毛主席的那句"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改成了"喂人民服雾"。
自然之友(Friends of Nature)的李波表示："环境问题过去就好比大熊猫一样，距离大家很远，关系也不紧密，显得稚气可爱。现在，环境问题的挑战已经到了我们的家门口。每个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自然之友是中国的一家环保非政府组织(NGO)。
现在人们对于PM2.5高度关注，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微博（Weibo，中国版推特）随时掌握本地和全国的空气质量情况。PM2.5是指空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能进入肺部，可能导致哮喘、癌症以及心脏疾病。
去年的那场"空气末日"持续时间比今年这场短，但污染程度更严重。那次事件使治污之战在城市中产阶级当中赢得了更广泛的民意基础。在智能手机应用的帮助下，人们得以将中国政府的数据绘制成图，或将这些数据与美国大使馆、领事馆记录的数据进行对比。虽然政府打压了所谓的"大V"，即粉丝人数达到数百万的网络意见领袖，但民众在网络上的集体情绪发泄仍在继续。
公众这种强烈的空气质量意识，是在经历了过去十年中一系列食品及环境安全丑闻后出现的，包括掺入三聚氰胺的奶粉，雨水管道爆炸，"江漂死猪"，以及有毒泄漏物污染江河、导致整座城市的饮用水供应被切断。
环保行动的参与者，过去只局限于中国小一部分受过教育的精英人士。他们取得了一些胜利，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说服政府放弃在美丽而边远的怒江修建水坝的计划。但过于直言不讳的活动人士——特别是如果他们的活动是在农村地区进行——面临被毒打、骚扰或者监禁的风险，因为污染者通常与地方政府联系紧密。
虽然政府害怕民众走上街头抗议，但这种抗议对遏制污染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中国的城市中产阶级举行过声势浩大的街头抗议，反对政府修建化工厂，特别是那些生产对二甲苯(PX)的工厂——这种化合物被用于生产聚酯。虽然官方为了平息示威承诺停建，但一些生产对二甲苯的工厂仍在运营。
中国农村地区也爆发了激烈的示威，抗议化学品和废水废液泄漏导致牲畜死亡、水污染以及儿童患病，但收到的成效比城市地区更微弱。有毒物质排放、土壤污染以及重金属污染，让中国农村许多地方饱受其害。
李波表示，面对当前的空气污染，"政府感到如果自身不采取行动，大规模示威抗议的爆发迫在眉睫。空气污染是有目共睹的。"他指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空气污染，人们才开始关注中国的环境问题，并认识到环境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但他警告称，精英人士对于空气污染的重点关注，可能导致土壤和水源方面的严重问题被忽视。
沈岱波同意李波的看法。她表示："空气面前人人平等，而且不光公众，领导人也能非常清楚地看到空气质量状况。领导人可能不会每天都下乡视差，但他们看看窗外就能知道空气质量怎么样。"
空气污染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容易，因为空气中的污染物化学成分复杂，同时还存在经济因素的影响。这些年来，在降低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排放、以及改进水质方面，中央政府曾设定过一系列目标。
政府在大型电厂和工厂安装了污染物排放控制装置，但在监测和标准执行上常常不到位。
过去政府的污染控制措施主要是颁布由技术专家拟定的政策目标，将整体目标在官僚体系内部分解分配下去，而在向公众披露信息或者发动公众参与方面做得很少。当美国大使馆开始发布从使馆屋顶采集到的空气质量数据时，北京市政府曾要求美方停止这种做法，随后还指责美方的数据不科学。
公众要求地方政府有所作为，面临这种压力的地方政府陷入了困境，因为要想控制污染源并不容易。例如，北京约有70%的污染物是从毗邻的工业省份河北吹过来的。
河北现已承诺将减少省内钢铁产量，并借助治污行动的契机关停了一些多年以来拒绝停产的中小型钢厂。由此导致的意外结果是，南方江苏省的钢铁企业提高了产量，导致上海今年冬季遭遇前所未有的严重雾霾。
中央政府去年9月做出承诺，将冻结富裕东部地区的新建燃煤发电项目，与此同时鼓励西部地区新建燃煤发电厂，而西部的水源供给较东部更为有限。中央政府还划拨专项资金，用于奖励减少排放的排污企业，这相当于是默认了重工业是很多省会城市的纳税大户和最主要的就业岗位提供方。
北京并不是中国空气质量最差的城市，但这里的外国记者以及中央政府官员数量确实是最多的。北京市去年10月匆忙宣布，如果连续3天出现严重污染，学校将停课，车辆出行将受到限制。上月的这场雾霾期间出现了连续3天严重污染的情况，但上述措施并没有得到执行——富有影响力的官方媒体罕见地对此做了尖锐批评。
正如2005年冬天的松花江苯污染事件，全中国就空气污染的严重性达成共识，或许也标志着环境治理出现了一个转折点。2005年那次苯泄漏，导致松花江面出现长达80公里的污染带，中国东北以及俄罗斯数千万人口的饮用水源因此被切断。在这场事故之后，中国开始加大协调力度，以整治水质问题。
但执政的中共并未打算让民众在污染治理方面发挥太大作用。针对微博上言辞尖锐批评者的打压运动已经大张旗鼓地开展了超过一年的时间。在党开展反腐整肃运动的同时，也有许志永这样的活动人士被判入狱。许志永曾呼吁政府官员公开财产。
中国环保主义者中的领军人物——马军，利用一个由政府污染数据组成的数据库，向企业施压，并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他在借助公开信息抗击污染方面的丰富经验，在中国国内无人能及。马军表示，政府的治污举措将受到既得利益者的阻碍，除非政府能够通过定期公布有关工业污染源的数据，从民众那里获取帮助。
"如今的政策基本都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制定执行的。我们希望这种模式未来能够转变为民众能够参与的切实环境治理模式。"
找回"蓝天"路漫漫
上月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被广泛转发的一条信息，是中国国有媒体《中国日报》(China Daily)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篇稿件的标题截屏，该标题承诺要清除污染。
在这条标题刊出后的这些年里，中国经济增长迅速，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污染物排放量增长则更为迅速。
鉴于很多官员将不惜代价追求经济增长作为指导方针，"运动式"治污未能解决污染问题。
中国政府治理污染的努力取得过一些成功，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政府下令禁止外带食品使用发泡聚苯乙烯打包盒（即"白色污染"），这种饭盒一度污染了道路周边、铁路沿线以及城市水道的环境。中国还在十年前淘汰了一种污染极大的铝冶炼工艺。但这种努力也遭遇过重大挫折，例如长江白鳍豚的灭绝。
但总的来说，中国的治污事业每前进一步，就会倒退一步。政府出台旨在提高透明度的举措，与处罚环保活动人士交替出现；治理富裕的中心城市环境的举措，却导致污染被转移至更加贫穷的内地。
作为申办2008年奥运会计划的一部分，北京承诺要凈化空气。政府采取的举措包括，将一些工厂迁出北京市区，限制车辆出行，并设定了全年最低"蓝天天数"目标。首都市民在奥运后还额外享受了好几个月的清洁蓝天，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使很多地区的工厂较计划关停了更长时间。
一开始，尽管北京也采集PM2.5的数据，但政府仅向公众公布PM10（即直径小于或等于10微米的颗粒物）的数据。政府最初的这些努力招致的批评多于表扬，因为政府公布的监测数据，常常与美国大使馆公布的监测数据相差甚远。为实现之前设定的"蓝天天数"目标，政府公布的数据是经过篡改的。
一份维基解密(WikiLeaks)电文，记录了2009年一位中国外交官与美国大使馆官员一次"紧张"的会面。当时，美国大使馆的污染监测数据在推特和中国媒体上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人关注。那位中国外交官指出，美国大使馆在推特上发布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引发了"混乱"，并在中国公众中产生了不好的"社会影响"。
不过，美国每天公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的做法产生了效果。2012年1月，北京终于开始向公众公布自己的PM2.5监测数据。（译者/马拉）
"人民"需要被量化成一个个具体公民
南方周末/2014年3月07日
"两会"正进行，代表委员们说真话，讨论真问题，应是底线共识。众目睽睽之下，被选中的人，显然不应是去参加一场例行的年度普通聚会，而应是去认真共商全面改革、财政预算案、祛除教育顽疾、法治落地、环境污染治理等等国是。
这不，2014年3月2日，《人民日报》就发了条申述常识的微博："质询政府，请动真格；会场讨论，何惧观点交锋？代表委员当铭记：你沉默，就是人民失语；你认真，民主才能运转起来！"崔永元一句反问"我们敢发言你敢发布吗"，又被该官微"呦，先把这条发布了"。
政治学者萨托利讨论过的关键问题："在权力问题上，重要的区别是名义持有者和实际行使者之间的区别。权力终究是exercitum（行使权）。"如果只是拥有一种有名无实的权力，还不如干脆没有这种权力来得真实。实际中的参政权力至少分两层，一是公民，二是受公民委托的代表。代表委员们肯说真话，是在第二个层面实际行使最基本的权力。
转发者，大V小V没加V、政府机关微博、市场化媒体官微，皆有之。要求代表委员说真话，担负起政治责任，是"两会"的底线。
小崔一向实话实说。但是，实话实说不等于无话不说。也许，不擅长说假话的小崔，也有可以不说的真话呢？
为了鼓励委员们说真话，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表示：在政协的各种会议和活动中，要始终坚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方针，提倡热烈而不对立的讨论，开展真诚而不敷衍的交流，鼓励尖锐而不极端的批评，努力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民主氛围。
没错，跟家庭里有开明不开明的氛围一样，民主与不民主，也有一种氛围。俞正声深谙委员们的现实担忧，这番话是对症下药。委员们听来，大概颇有一家人的亲切之感。
中国的传统，似乎习惯把国事和家事相提并论。此次两会期间，一位省委书记就如此表白自己所理解的政治伦理："从政治上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从情感上讲，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面对主人，我们要当好仆人；面对衣食父母，我们要当好孝子，对人民孝顺是政治伦理之纲。"
话讲得很谦卑。同样是讲家国，在帝皇时代，人们多习惯于君父连称，臣子并肩。在现代，颠倒了过来，"人民"被放到了父母的位置。然而，无论古今，家和国其实都有本质区别。家的根基，是血缘亲情，国的根基，是权责对应。家在一定程度上偏于私领域，国却只能是公领域。
一个现代政治人物，尽可自称"人民的儿子"，但落定在具体制度上，"人民"需要被量化成一个个具体公民，通过一套现代的民主法治程序，来参与国家的政治运转，对政治人物做出自主评价，最终用手中的选票，决定其去留。而这，就是在第一个层面实际行使最基本的权力。
所以，民主不仅是一种氛围，它首先是一种制度。落实这两个层面的民主权利，代表们不用被鼓励，就必须向投票给自己的选民说真话，办实事。对具体政策尖锐地批评，哪怕批评得过了头，只要不涉及对具体个人的诽谤，也无可非议。说假话或不说话的人，反倒因没有尽到自己的政治义务，而必然会受到选民的惩罚。父母可能对子女无限包容，选民却决不会容忍一错再错的代表。
人大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在中国这样一个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写入宪法的大国，显然难以实行古希腊城邦与卢梭主张过的直接民主，代表制是必然选择。而这也就要求我们必须克服代表制的缺陷：用一套基于法治的自主选举和罢免制度，来"弥合名义权力与实际权力之间的沟壑"。
"你认真，民主才能运转起来"，你不认真，民主也就卡了壳。好民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是哪天建好后，就会变成一架永动机。它需要身在其中的人，依照民主的基本原理，善加维护，朝向合宜的民主方向，不断改进。
2014年3月4日上午11时，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傅莹答记者问，11个问题中，多次提及人大制度的自我改革和完善，回应衡阳人大代表选举中的严重贿选行为，提出对选举腐败"零容忍"。的确，改革完善人大制度的核心，就是建立代表与选民之间真实的委托关系。如此，说真话，立良法，真质询，才有最可靠的基础。
公民科技
翻墙问答﹕即时通讯软件Whatsapp﹑微信等保安问题
/ RFA
DC：最近又有人爆料，英国政府通讯总部GCHQ，透过雅虎即时通讯软件来搜集情报。现时即时通讯软件相当普及，但其保安程度是否足够保障用户私隐？
李：其实被政府用作搜集情报的即时通讯软件已经不多，因为现时最流行的即时通讯软件，像Skype、Whatsapp、Facebook即时通讯等，都已经对通讯内容作出加密，除非西方国家突然改法例，容许即时通讯软件营运商，在未经用户批准情况下交出加密匙，否则当局要知道已经加密的内容并不容易。而雅虎即时通讯软件之所以被英国政府通讯总部看中，因为雅虎在加密上采取极其保守的态度，相比起谷歌和Facebook早就预设启动加密功能，雅虎最近才在电邮和即时通讯服务开始预设加密。
因此，未有启动加密功能的旧版即时通讯软件，对用户私隐而言都是相当危险，并不适合利用这些软件谈及一些比较秘密的内容。ICQ是另一只未有加密的即时通讯软件，而ICQ比起雅虎更大问题在于，ICQ现时由一间俄罗斯公司营运，而俄罗斯的人权纪录一向不算好，俄罗斯亦有可能与中国当局合作。因此，ICQ只适合与朋友作无伤大雅的闲聊，但不适合倾谈一些政治敏感的内容。没有人会知道俄罗斯会否配合中国当局的行动，对中国ICQ用户作出监控。
DC： 那中国推出的即时通讯软件，像微信（WeChat）等有加密功能，又有否对用户私隐有帮助？
李：由于中国现有政制和法律框架下，中国当局可以要求微信营运商交出解密匙，因此微信无论用什么技术加密都没有意义。用户要保护自己的私隐，就应选用在西方国家营运，并且采用完善加密技术的即时通讯软件。而相关公司一直态度上拒绝与中国当局合作的，相关软件就更安全。谷歌的即时通讯服务，比微软拥有的Skype，以及一直想打入中国市场的Facebook更安全，因为谷歌一直以来都拒绝与中国当局合作。
DC：不少听众都有用Whatsapp，其实Whatsapp的加密能力，又是否足以保障用户私隐？
李：旧版的Whatsapp肯定不安全，因为旧版Whatsapp未有引进加密功能，但现时Whatsapp主机，亦不容许旧版Whatsapp连接，因此现时仍能用Whatsapp的听众，他们基本上仍在一个已加密的环境下倾谈。只不过，由于Whatsapp要兼容旧的软件，在加密上未做得尽善尽美，有黑客发现Whatsapp仍然有小部分内容是未经加密，像电话号码便是未经加密，在西方国家未必是大问题，但在中国很可能令当局得以掌握你的朋友网络，这肯定对从事维权等方面不利。因此，要使用Whatsapp最安全的做法，那是透过VPN翻墙后再使用Whatsapp连结，透过VPN的加密功能，防止中国当局得以取得Whatsapp内未加密的部分，这也是VPN翻墙的另一个作用。希望未来Whatsapp推出新版时，能够推出新的数据格式，能够做到通讯过程全程保密，那对用户的安全和私隐有很多的保障。
DC： 另一只很热门的即时通讯软件LINE，加密表现又如何？
李： 如果你使用VPN，或在Wi-Fi环境下，基本上在加密环境下通讯，问题不大。但在3G网络下，系统会自动停止加密，那就有点危险。因此，在3G网络下，最好启动了VPN才用LINE。
公民观念
不要怜悯──伤残人士缔造新的公民运动
Actogether/ 2014年3月8日
一、 tiny tim, superscripts, 以及憐憫的終結
傷殘權益運動要求的，不是傷殘個人的改變，而是社會。傷殘運動員judy heumann說：「只有當社會不能提供我們所需生活的時候(包括工作機會和無障礙的建築設施)，傷殘才會成為悲劇。坐輪椅本身並不是悲劇。」傷殘權益教育及捍衛基金主席說：「所有傷殘人士共同分享的經驗，就是歧視」。1985年，gallaudet學生的抗議及美國傷殘法案的通過，都鞏固了傷殘社群的身份認同，共同抵抗偏見。
歧視出現於…
因為我們假設了傷殘人沒能力為自己作決定，沒能力成為父母。她他們因而失去選擇生活的權利。1988年，患有大腦痲痺症tiffany callo無法取得兩個兒子的撫養權，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加州的福利官認為，她的身體狀況無法照顧小朋友。另外，因交通意外頭部嚴重受傷的sharon kowalski想搬離宿舍，跟前同屋thompson在外自己合租。可是，法院卻質疑她自決的能力，判她仍需交由護理院照顧。而kowalski的同志身份，令情況更多複雜。直到1991年，thompson才取得kowalski的監護權。
工作場域的歧視更是日復日的。可是，只有三分之一的傷殘人士可打工。餘下的79%都認為自己可以工作，亦想工作。卻因為交通不便，或者想避開僱用時的歧視，最終不去打工。當然，傷殘可能帶來工種的限制。但是，就如前傷殘人士就業協會主席jay rochlin所言：「令一個人有生產力而有交稅的公民，長期處於依賴的狀態，那是很不合理的。」雖然，很多公司都沒有直接說出不僱用傷殘人士。但事實上，那些公司經常不聘用她他們。就算聘用了，升職機會也較低，或人工較少，亦可能隨時失業。這些都反映了老闆對聘請傷殘人士的恐懼。傷殘人士的勞動力，跟其他不同的少數群體情況相相似。她他們都被視為是後備的。當經濟出現問題的時候，她他們是第一批被炒；當經濟回升時，她他們卻是最後一批被錄用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出去工作可能令傷殘人士失去其他社會保障的資格，或不能拿保險。
傷殘形象
傷殘人士越來越留意流行文化、宗教及史歷中的傷殘形象。她他們發現，縱然主流文化開始關注傷殘人士，但依然停留在「要不同情，要不當作是靈感來源」的定型中。傷殘=限制的定型，都被內化在傷殘及非傷殘人士之中。不少的傷殘人士形象，植根在社會深沈的恐懼和偏見之中。舊約認為傷殘是一種罪和天讉，而傷殘人士則是受魔鬼佔有的。她他們相信，信仰可治療傷殘。直至今天，這些說法仍流行於教會。同時，也有一些教會提供手語傳譯、或設有輪椅位置。在主流文化和古典文學中，也常常將傷殘等同無助或幼稚的性格。就好像dicken's 內的tiny tim，經常都等待著非傷殘人士的治療和照顧。還有，1949年在電影it'sa wonderful life中，冷血坐輪椅的銀行家。到了1989年，再有蝙蝠俠…
傷殘歷史學者多年來都爭議，到底現代恐怖電影是剝削傷殘人士還是令她們更光輝。1860年至1900年代，一位特殊教育的教授robert bgdan認為：「以前傷殘人士被視為是大自然的奇蹟，而不是崎形的。但隨著醫學的專業化和科學的發展，越來越減少大家對傷殘人士的驚喜度。因此，二十世紀不再以好奇之心，而改以疾病、病態、以及同情的眼光待傷殘人士。」傷殘人士不單抗議charity telethon的圖像，也反對流行文化及媒體呈現的形象。當中，語言是第一個戰場。傷殘人士反對一切將她他們形容為病態、可憐、幼稚、依賴以及欽佩的語言。近年，在傷殘人士群體內開始建立共識，選擇用disabled傷殘替代handicapped殘障一詞。另外，更被傷殘人士接受的詞語是person with a disability ，或聽障的人、智障的人等等。因為這些字將人放在首要。
其中一個對傷殘運動很大打擊的是，關於政治正確用詞的問題。譬如說，戰士／挑戰者等可愛的詞語，其實只會令非傷殘人士對傷殘人士更加定型。另一方面，我認為不同能力（differently abled）或身體／精神挑戰者，其實又太概括。nacy mairs認為，「身體挑戰者」會模糊了大家生活的差異。只有用直接的詞彙，才會令人想到什麼為之傷殘，以及傷殘人士所需。亦有專欄作家及編輯認為，那些字眼都令傷殘等同了羞愧，沒有靈魂和力量。反而，crippled殘廢、gimps、blinks等等詞彙，長久以來都是傷殘人士圈子自己特用的字眼 (a.b.s是健全身體，TABs則是暫時健全身體)。當然，我們需要討論，怎樣才可以奪回傷殘的話語權。
於1980年至1990年代，傷殘運動的出現，改變了電視電影的角色定型，提升了傷殘人士的正面形象。例如dustin hoffman主演的〈rain man〉。他更憑演繹自閉症哥哥一角，得到奧斯卡男主角。1989年，chris burke成為第一位智障的電視明星，拍過不少關於智障的故事。而廣告方面的轉變，更驚人。呼應傷殘運動當時提出的：「傷殘人士也是消費者。越多傷殘人士可工作的話，就越多消費能力。」
傷殘人士數目不斷增加，也刺激著傷殘運動的發展。而媒體的傷殘定型，往往令她他們憤怒。從而，通過遊行示威及經濟杯葛行動去抵抗。在云云的媒體標籤中，精神病是最被受打壓的。七成的精神病人被定型為暴力傾向、有危險。而事實上，那也是治療服務不完善的問題。另外，亦有標籤視障人士的電視角色。於是，視障人士到電視台抗議。有時候，不同的行動都可能被批評為過份政治正確，過份敏感，或缺乏幽默感。視障人士的回應是：「如果視障不被負面化，如果視障的人也有得到平等機會的話，我們就可笑著面對那些負面定型！」但事實上，視障人士失業率達7成。因此，我們批判，媒體繼續發放不正確的傷殘形象的話，視障人士就永遠無法正式跟健視人競爭。
傷殘人士都明白，「非傷殘人士」對傷殘最強烈的感覺是恐懼。那些恐懼，可能是恐懼沒價值的生命。背後，其實是一種同情海布兒童，以及慶幸自己的能力的心態。傷殘彷彿是在提醒「健全人」，健全是天堂。因此，健全人會疏遠傷殘人士，視傷殘人是社會低等。哈佛法律學院畢業的james lampley，向聯邦傳播協會控告電台因歧視她矮而拒絕聘任她。案件雖然失敗，但獲得媒體關注。亦令很多人討厭那電台。我認為新一代的傷殘運動份子越來越不容忍偏見，會站起來捍衛平等、獨立和尊嚴。
由慈善到獨立生活
1962年ed robert入讀柏克萊加州大學，打開了傷殘人士民權運動新一頁。小時候，robert非常好動。得了小兒麻痺症之後，他只可自行呼吸和控制頭部活動，經常都在醫院裡，徘徊在死亡邊緣。患病第一年，他住在一間鄉鎮醫院。由於肺部癱瘓，不可下床，也不可坐上輪椅。除了頭部，其他身體部份每天十八小時住在彷似電話亭、黃色而又八百磅重的鐵肺內。他憂鬱、無力和討厭自己，認為自己是個廢人。他問父母可不可以去讀書、結婚和工作等等。而所有答案都來先專業的醫生、護士和輔導員：「不可以！」醫生說他的餘生將會如同壞了的疏菜。之後，robert以拒絕食物的方式嘗試自殺。七個月內，他由120磅跌至50磅。當護士離開後，他又重新吃飯。似乎，他潛意識地將絕食視為第一次自我充權的行動。
十二個月後，他跟鐵肺一起搬回burlingame的家。用電話上學，雖很沈悶和疏離，但他明白教育是可帶來權力，增加力量。對殘廢身體的尷尬，令他很怕別人盯著他的眼光，很少出門。現在，他改變了。坐輪椅第一天上學，很多同學都盯著他。但是，他不再覺得討厭或恐懼，反而覺得自己像一個明星。儘管所有成績都很好，可惜，因他不能完成駕駛教育及體育課，校長不批准他畢業。透過一位前工會女士的協助，robert爭取到以復健運動代替體育課，成功取得文憑。robert認為，成功之道，是在於「父母願意為你抗爭，同時更將你納入抗爭之中」。
高中後，robert在社區大學再讀兩年。然後，他想去有傷殘人士課程及輪椅設備的三藩市加州大學升學。不過，學術導師卻堅持他應該去一間政治科學課程更好的學校。最後，他決定申請柏克萊加州大學。可是，加州復康署拒絕支付他4年的學費，因為輔導員認為花費在robert身上只會是徒然。於是，舊校san mateo的主席去信証明robert有超越的學術成績，且將robert的情況通知傳媒。在輿論的壓力下，成功取得資助。但仍需說服柏克萊。柏克萊說她們過往都收過傷殘學生，不過都失敗收場，學校又沒有無障礙設施。robert提出可用sanmateo讀書時的方法，就是請照顧員或朋友陪伴，協助離開輪椅入課室。robert又找學生健康服務中心的dr. henry bruyn。他也支持讓robert住在可容納八百磅重鐵肺的醫院三樓。
有時，同學自願協力處理他平日生活。但大部份時間是聘請照顧員幫手，而照顧員的費用由州政府支付。robert認為，最初不能入柏克萊，應該只是錢的問題。在舊校，上學不貴，但當要入讀主流學校，學校要有額外支出的話，就會困難重重。1967年robert跟被丈夫拋棄的judy發展成情侶。在愛情的推動下，他使用新輪椅後活動更自如，更獨立。第二年，robert在柏克萊認識了因潛水頸部受傷的john hessler。他們在學校共同經歷反戰示威，學習民權和婦女運動。robert同意，女性拒絕生理/身體=命運，同樣，傷殘人士應質疑生活被醫療化。跟婦女運動使用「社會對女性的定型」去打擊敵人一樣，robert認為，傷殘人士也可利用敵人對傷殘人士的慈善和保護的本能，作出回擊。
1967年，十二位嚴重傷殘的學生同住cowell，自稱rollingquads(旋轉四方城)。他們經常在晚上，共商應對學校及生活上的障礙。最終目標，就是要自給自足。1968年，宿舍成為政府復康署的正式計劃。後來，當輔導員想以成績差踢走兩個傷殘學生，其他rolly quads反抗：「她只想我們個個拿A！」robert說，計劃本身沒有威脅其獨立性，也不應該有人為的威脅。他帶頭反抗，包括在學校示威，通知當地傳媒。幾星期以來，獲得傳媒及其他柏克萊同學的支持下，輔導員辭職。之後，rolling quads想成為自己的輔導員和基金管理人，而不是依賴政府的人。他們也重新思考，自己是州政府的顧客，而不是個案。下一個戰場，就是參與改變柏克萊城市建設。
從校園生活到獨立生活
rollingquads想改變的是，「日間=學生，晚上卻只能變回病人」的社會標籤形象。事實上，無論是小節症還是腦部創傷，他們跟其他人一樣健康。他們亦嘗試離開學校一起找居所，甚至覺得獨立生活的意思可能是要跟非輪椅的人一起住。可惜不成功。最後，他們回到cowell找回新的集體力量，決定成立互相支援促進大家獨立生活的小組。他們找來robert舊校輔導員wirth，來研究美國黑人及西班牙人退學率的問題。他們發現，跟所有不同的少數群體一樣，傷殘學生退學，是因為在學校日常生活中出現問題。1966年，他們去信華盛頓，要求將傷殘學生納入少數群體的名單。1970年，身體傷殘學生計劃(PDSP)在校園成立。他們分享傷殘學生在校獨立生活所需，聘請使用輪椅的輔導員，集齊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膳食、推輪椅等等服務。從此，容易找到照顧員就成為了柏克萊的「文化」。
實質上，輪椅是獨立生活的障礙。它只方便在家或院舍生活的人。輪椅都很易壞，亦可令學生缺課一星期。因此，PDSP同時發展輪椅工作坊，設計更強更方便的輪椅，亦有人設計電動車。這些學生計劃都是基進的。robert亦重新定義獨立：「獨立並不是由他個人能完成什麼任務來衡量，而是由他人協助之下的生活質素計算。」一般健康照顧的系統，都只強調監護。因此，他們創立自助組織。新興的「獨立生活運動」認為，當時人比專業更了解自己的日常所需。而傷殘人士最想要的是：「完全融入社區、學校和工作。」一般對獨立、自給自足、主流等等的理解，都令傷殘成為社會問題。因此，PDSP就是要打破它。並且，將過往分隔開的不同類型傷殘人士運動串連起來。
獨立生活中心(CIL)
在柏克萊PDSP工作的9位全職及半職員工，已成功找到一百傷殘學生的名單，更協助這些傷殘學生搬離cowell及入學。後來，PDSP發現，其實也有非學生的傷殘人士有需要。於是在1972年，成立獨立生活中心(CIL)。CIL是由傷殘人士自己來運作的。最重要目標是，從社會面向思考她們遇到的問題、跟廣泛的傷殘類別的人合作、以及融入社區。「獨立」，應該是由一個人有多少能力做決定，以及她必須要的支援是否足夠，來衡量的！CIL開始的時候，資源不足，需由PDSP支援一個辦公室。之後的資金都缺乏，令中心經常面臨關閉的危機。1974年，robert當上CIL主席。雖然不能跟黑人運動畫上等號，但他開始更清晰地表達傷殘是一個公民權利的議題：「大家講的是自我充權、自我討厭及歧視的問題。所以，黑人運動跟傷殘運動都是同一個議題。」
1975年，加州新總統jerry brown參觀CIL後，任命robert為復康署新主席。之後，robert改革此部門的系統，令它更接近CIL提供的服務範圍。亦一改過往太重視傷殘人士就業率的問題，以及經常忽視照顧嚴重傷殘人士的服務目標。robert的改革令部門起落不定，很多員工都辭職。但同時，亦有不少人支持「減低對數目的期望、強調集中生活質素」的新方向。
柏克萊並非唯一培育傷殘運動員的地方。1970年春天，judyheumann畢業後，不能取得公立學校教育資格。在爭取的過程中，令她成為另一個重要的傷殘運動領袖。小時候，德國猶太移民的heumann，患上小兒麻痺症。一般學校只願意派老師上門教授。但媽媽認為，那不是真正的教育，也不能認識朋友，於是爭取上學。起初，去了一間特殊學校。媽媽發現，那兒很多家長都期望很低。再加上州政府政策，凡是輪椅學生，一到高校年齡便須留家家教。於是，媽媽向做義工多年的團體march of dimes求助，但因團體不想參與任何政治，而拒絕提供援助。媽媽聯合其他家長，迫使學校改變政策。heumann終於在1961年進入高校。之後，heumann又進入brookly中部市區的長島大學long island university。heumann繼承媽媽的戰鬥力，於大學爭取住宿及協助推輪椅的權利，還參與反戰示威。
heumann讀語言治療是想幫助學童，可惜被教育局否定了她的教學資格。教育局質疑，她在緊急時單獨帶小朋友離開建築物的體能。於是，heumann控告教育局歧視，上報紙頭條。最後，教育局庭外和解，她取得証書。可惜，沒有人願意聘請她。不過，在這次行動中，heumann收到過百個遭受類似歧視經驗的傷殘人士來信，令她意識權利是要爭取回來的。1970年，heumann22歲，成立自己的傷殘權利小組disabled in action (DIA) 傷殘者行動。DIA是以明顯的政治抗議示威為本，沒有提供任何直接與獨立生活相關的服務。1972年，當政府否決一項傷殘人士計劃的撥款後，DIA就去了華盛頓抗議。在重選投票日，heumann又聯合一個越南傷殘老兵小組佔領投票總部，要求與總統公開辯論。後來，heumann搬去柏克萊參與CIL，在此跟很多傷殘人士走在一起，建立共同的群體身份。1975年至182年，heumann成為CIL的代理主席，集中爭取獨立生活的服務。
美國傷殘人士的歷史
最初的美國殖民者，嘗試防止傷殘人士移居來美國，或迫令她他們回英國。於革命戰時，國家的態度一度軟化。國會支付傷殘士兵50%退休保障，亦是歷史上政府第一次出手協助傷殘人士。1798年，水軍醫院成立，救助受傷水兵，後來也成立公共健康服務。1922年，一些醫院改成老兵行政醫院。
stephenhopkins簽署獨立宣言時說：「我的手震抖，但我的心沒有！」19世紀上半葉，當人口不斷上升，工業化和城市化持續時，殖民地政府仍反映著伊莉莎伯的劣質法律管治。直到1840年，dorotheadix，一個波士頓女教師發現，很多精神病人和智障人士被困在籠內和地下室等地方，被虐打、脫光，又跟不同的囚犯困在一起。她揭發這些事之後，要求政府處理。結果當局從新多建了一些不同類型的院舍，將不同人分隔。1854年，在dorotheadix 的催促下，雖然國會同意由國家提供基金及特別設施給不同類型的傷殘人士，不過卻遭該任總統fanklin pierce否決。他認為照顧精神及身體傷殘的人並非聯邦國家的責任。
1812年，baltimore開了一所盲人學校。1817年，hartford開了一所聾人學校。1832年開始主流化教育的想像，希望傷殘人士最終融入主流社會。內戰促使國家第一次處理大量的身體傷殘公民。1886年，國家用了20%公共開支做人造義肢。不同的院舍繼續增長，不過卻失去慈善味，反而出現很多虐待和隔離。19世紀末，達爾文和優生學冒起，掀起新一波對傷殘人士的愁恨，為她他們帶來迎挑戰。20世紀初，華府第一次提高其社會福利提供者的角色，帶起新一輪對傷殘人士責任的爭議。新的醫藥研發，越來越長的壽命亦帶來更多傷殘的機會。這樣也迫令華府於1921年建立老兵局，處理其需要。1918至1920年，國會通過主要的復康計劃。1921年，又通過小朋友及母嬰健康條例，減低夭折率。1935年franklinD. roosevelt (FDR) 簽署社會保障法，首次為傷殘人士提供永久援助。從此，小兒麻痺症的rooselt，成為國家最著名的傷殘人士，華府亦成為無障礙的城市。
第二次世界大戰再次帶來很多傷殘士兵，鼓勵了另一批的聯邦復康計劃。1946年，美國癱瘓老兵成立。他們倡議提升醫療服務，以及支援傷殘人士的就業。獨立生活運動強調全人角度，而非只以醫療角度及病人角色看待傷殘人士。過往，都是政府或慈善團體提供服務為主。慢慢地，19世紀最後廿十年，更多的傷殘人士成立自助組織，倡議政策。不過，當經濟好的時候，有人會質疑，傷殘人士取得更多慈善資助，只會越証明她他們缺乏獨立生活的能力。1920至1930年代，哈佛大學視障的robert irwin組成美國視障人士協會，提倡自我依賴，反對自動的退休金及盲人特殊學校。
大蕭條時，傷殘人士第一次攪公民抗命行動。三百個紐約小兒麻痺及大腦萎縮症的退休者，佔領了華盛頓工作發展行政辦公室(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offices WPA) ，抗議傷殘人士常不被WPA聘任。1958年，經常在醫院做義工的gini laurie，提出要協助病人離開醫院生活。那時，另一個重要的自助組織成立。二戰後，家長運動興起，改變了很多傷殘人士的政策。1948年成立大腦萎縮症聯會，如此類推。新的家長會於1966年，成功推動國會通過創立傷殘人士聯合局。1970年，該局開始提供特殊教育訓練。
504条款
對於尼克森總統、國會、甚至是DIA來說，1973年通過的復康法案第504條，其實只是一條關於支出的法案。幸而，在法案的最後，總算有部份是對付公共大學、國防或聯邦公司或任何機構因傷殘而造成的歧視問題的條文。到底是誰加入這項公民權的保護呢？無論如何，那部份應該明顯地，也是直接從1964年的公民權利公約複製下來的。當時，政府沒意覺它的重要性，只有robert及heumann很快留意到。後來，福特政府行政人員也注意到此條例的影響性，在任其間並未完善此條例。及後，新總統jimmy carter及其健康、教育及福利局秘書長joseph califano因怕此條例會包納酒鬼、道友和同志，於是他們重寫條例。於是美國傷殘公民聯盟主席frank bowe，發起輪椅遊行及燭光晚會抗議。她們於1977年4月3日的半夜，抵達califano的住家，要求他不要剝削傷殘人士的權行下簽署條例。這次行動，共有三百多人通霄佔領了califano的辦公室。很快，當局斷她他們的通訊及食物，行動於28小時後結束。
在三藩市，heumann帶領示威者佔據健康、教育及福利局地方辦公室的六樓，共25日之久。同樣，當局同樣斷其通訊及食物。縱然如何，一些嚴重傷殘者仍在缺乏照顧下，冒險行動，反擊，顯示決心。第四日，坐電動輪椅的州立復康主席出現在示威人群，正式對話，增加示威者的士氣。到了第六日，示威代表成功要求食物及3條電話線。之後，heumann提出大家應創新通訊方式，譬如聽障人士可用手語對外溝通。再者，本地一些商戶及工廠提供食物等支援，工會、公民團體也出來聲援。直到佔領第十二日，當局透露正考慮作二十一項修正：「希望社會為傷殘人士建立『分開但公平』的設施。」。示威者則重申：「我們不會再接受任何的分隔了！如果你們這樣做的話，只會有越來越多人加入示威隊伍，直至政府真正明白傷殘人士融合的需要。」示威者一再強調：「傷殘人士必須回到社會。」
這次行動，是傷殘權運動的一個轉捩點。公民抗命及冒生命危險的行動，振動了政府，示威者之間。不同的傷殘群體，形成更強的內聚力。新的傷殘口號出現了：「我們都感覺美麗！我們都感覺有力量！不論你是智障、視障還是聰障，所以出來的人，都感覺美麗和有力量。我們強勁，我們是很重要的！」雖然最後通過了法案，可惜，四年後，情況仍沒改善。於是，大家再次發起遊行。最後，califano願意同時簽署此法案及另一條。就是那條關於所有傷殘兒童的教育法案，從此，學校必須保証提供最好的公共教育，而不是家教。
反挫
柏克萊大學被稱為傷殘人士抗爭之地。可是，其他地區並沒有同樣的運動中心。而且，當califano簽署之後，強調成本之聲四起，企圖掩蓋權利，打擊504條。這些都強化了，反傷殘人士歧視法案是有價錢牌。這也是跟黑人民權運動最大差異的地方。建築師及無障礙環境捍衛者都強調，有些成本是被誇大了。事實上，有些無障礙設施並不昂貴的。1982年勞工署資料顯示，有5成的工作間環境改是平宜或什不需成本。高等法院東南社區書院vs否定聽障人士davis入讀護理學院的案例中，顯示了傷殘人士不會堅持做她他們不能擔任的工作。不過前題是，學校／工作場所需要提供適當的設施協助。
1978年，傷殘民權運動的功效達至高峰，時值列根總統選舉。之後，運動的影響力快速下降。1977年，全國有52個CIL，不足十年之內，增加至30個CIL。而且，那些CIL是伴隨著倡議組織及社會運動成份。直至1988年，CIL報告顯示，共有1807個每年受助超過81小時當時人。可惜，由於中心是依賴聯邦政府的資助，有時會影響其政治運動的參與度及取態。雖然如此，但大家都仍強烈地帶出新的獨立意識：「沒有其他人，沒有任何專業，比當時人更清楚傷殘人士自己的需要，可以為自己作決定。」
無論是gallaudet 聽障學生的運動，或者是美國傷殘法案第504章的擴大，都繼承了1970年代三藩市傷殘民權佔領運動的精神。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的運動，繼續促進公眾對少數群體身體認知、自助組織發展、以及植根於柏克萊的運動視野。
融合，走出陰暗地
政府要求郵局去除樓梯級，改建無障礙通道。但郵局局長拒絕，他說：「我在35年，從未見過一個輪椅人士來這裡。」無論是因為樓梯或是態度而造成的隔離，都創造無限傷害性的迷思及定型，更嚴重的是造成自我滿足的失敗感。傷殘人士一直被隱形。舉例來說，很多人都認為應將傷殘小朋友跟非傷殘小朋友分隔，因為假設傷殘小朋友無能力學習或需特別保護。同樣地，傷殘人士工作伙伴的缺席，又被認為傷殘人士理所當然地不能工作。歷史上，這些由教育到工作上的傷殘假設，無處不在。繼而將傷殘人士等同了依賴的階級，二等公民。就如特殊學校永遠都是資源較次等。傷殘人士特備的交通工具，永遠是要等很長時間，以及先到先得。慈善機會設立傷殘人士庇護工場，往往只是件工計、超低工資且又是無技術工種。而創傷後傷殘的harold russell，因為難以接受突然變成二等公民，通常會較堅持奪回傷殘前的生活及工作的平等機會。
1950年至60年代，傷殘人士家長最早提出融合的需要。後來，當時人自己也推動這走出陰霾的需要。融合不止是為傷殘人士，而是對所有人都有利的。1979年，自閉症男女組成的自閉症成人及兒童社區服務(CSAAC)，專為自閉症人士在家鄉蒙哥馬利郡找工作及生活。主席goodman認為，與其他類型的傷殘人士比較起來，自閉症是最難服侍，罕有而不能癒的長期腦部失調疾病，因此亦是最受隔離的一群。其中，7成被同時定為智障，1成被分類為天才。CSAAC的目標，是要減低院舍化。她們亦想扭轉社會定型：自閉症人是無希望的人口。她們認為，只要有適當的協助，她他們是可在社區生活和工作。CSSAC跟28間公司合作，提倡「社區支援就業生活」。其實，基於自閉症的「癥狀」，只要有工作導師作適當指導，較中輕度的自閉症人士從事一些重覆性的工作。有時候，自閉症者比一般同事工作超出200%。CSAAC從不放棄協力嚴重自閉症人士就業。過度活躍症的dashner，一見到我就不斷問問題。她平日都需要工作導師較長時間在旁協助工作，而且有心理醫生教導他處理恐懼及憤怒的方法。如果dashner怕下雨的話，出門前看天氣報告，盡量帶備雨傘等等。若果真的遇上下雨，就直接重覆說出來：「哎呀！太差了，現正下雨！。」要提醒當時人，自己那只是一宗無人能控制的小事，以減低不安。心理學家smith指出，每個人工作都需要動力，一般人可能是薪金，而自閉症人士所需要的，可能是每十五分鐘一個微笑，而不是每星期的支票。
他們認為，同事間對傷殘人士的包容，應該是規則而非例外。當非傷殘人士在傷殘人士旁一起工作，她他必能理解更多。當然，仍舊有很多偏見存在。其中，有一間印刷公司的一名工人不想跟自閉症人一起工作。結果，老闆解僱了他。我認為CSAAC成功的原因，是因為她他們只做了一個簡單而人性化的假設：「現在，自閉症仍是困難的傷殘，但非傳統定形的疾病。自閉症人士跟一般人一樣，社會有責任提供她們應該享有的社區空間。」1990年，只有74,657人登記了該輔助就業，每小時平均薪水是$3.87美元。而81%每星期工作最少20小時，65%是輕至中度智障。另外，24%屬長期精神病。工作越長時間，就越不依靠補充性保障收入。
雖然CASSA彷似成功，但仍有很多人認為自閉症人士難以融入社會。當中，行為研究所(BRI)使用受爭議性的厭惡性治療法，以懲罰方式。他們使用包括掌摑、捏、沖凍水等等的方式，企圖改變青少年及年輕成年的自閉症患者的「行為問題」。當他她們有恰當行動時，也有少量的獎勵，包括擁抱或在遊樂場玩一會兒。他她們的治療法得到美國心理學會及其他專業人士支持，認為治療師應有自由嘗試各種不同類型的方式，以改變自殘的行為。
1985年，一位21歲的的同學死於BRI使用的治療法。法庭判決他的死亡跟學校治本無關，但當局立即取消了七間BRI的小組家庭。她他們認為BRI的懲罰屬過份。經調查發現，有一少女曾被體罰超過一千次。之後，一些家長都帶著小朋友退出BRI。同時也有家長捍衛BRI，認為她他們有權利，保留BRI作為她他們最後一個「渡假聖地」。她他們捍衛BRI，是因為很多被其他學校踢走的學生，都只能來BRI。我曾參觀BRI，看到很多學生如機器般上課。有一個少年想停止在電腦做形狀配對的練習，停手示意，但老師要求他繼續，且捏他作為他不聽話的懲罰。他起身想反抗，可惜臉被壓倒在地上，再用水浸他，令他更生氣。之後又被推倒。當他放棄反抗時，工作人員把他押回工作台。後來，我又遇到一位有暴力行為自閉症少年的媽媽，她說所有學校都不接收兒子，只有BRI肯接收。那媽媽覺得兒子進來後，行為明顯改善了。
批評BRI的dybwad認為，公立學校令到家長絕望及無選擇。他覺得最有效治療自閉症的方式，其實是要由3歲開始，以刺激學習和玩樂鼓勵小朋友。其中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temple grandin，她自稱為「自閉症的康復者」。事實上，是學校沒能力及早處理這些小朋友的需要，國家也沒意願協助。他認為BRI的治療法只是短期性的。四年後，我重返BRI，重遇janine，她退化了，身體又出現新的傷痕，職員不斷捏她…….。最嚴重的情況，是當時人有自殘的行為時，工作人員只會考慮電撃(SIBIS)。她他們認為不同的負面強化方式都是人道的，目的是想令當時人不再打自己。這方式後來得到很多心理學家及教育家的支持，BRI也越來越依賴它。3年內，他們使用SIBIS在大部份BRI學生身上。她他們認為：「那些小孩太case-hardened，我們需要一些不同的東西。」
院舍化的掘起
40年代，智障人士或痒癎症仍被視為邪惡的化身，都被隔離，喪失自由及生活，甚至有上會被迫絕育。二戰後，傷殘人士不再被視為威脅，變成只是需要幫助、教育、糾正、有病的病人，並不需要滅絕。那時，社會認為這種病是不能治癒，院舍只是提供食宿有愛心的地方。那時候，智障跟精神病人混在一起，當時人總總的問題，都被視為個人性格問題。理所當然地，略過了真正的社會環境問題。如果將奴隸等同院舍化，似乎不完全恰當，但是是很接觸的類比：「她他們都被視為低等、跟家人隔離、沒可自己選擇婚姻權利等等。」唯一不同的是，奴隸是出於經濟利益，而傷殘人士院舍並沒有經濟原因。1960年，院舍環境仍是很差，病人會被光脫脫地用花酒集體沖涼、經常受到性騷擾等等。院舍將傷殘成人等同小朋友看待。直至70年代，家長、專業、記者、甚至是住院的人都開始揭露院舍的問題。當中包括《煉獄中的聖誕》(christmas in purgatory) 文字攝影集一書，它拍攝出如納粹集中營的院舍。暴露院舍問題的各式行動，都要提出：「當屋子被官僚化管理，不難預計，那地方已變成不是家了。」於是，70年代至80年代促進了政策改動，將195,000國家院舍的人搬到社區及寄養家庭內。1971年，成功倡議了修改院舍的條例，更由國家和聯合醫療輔助計劃一起批出基金。
70年代，scandinavia的dybwad與太太，發展出以社會學手法取代醫療的模式。傷殘人士的「正常化」(normalization)，加速了美國院舍的關閉。她們想爭辯的是：「標準人，只會循環地創造失敗。即是說，當醫生標籤了精神病人或智障，社會大眾就會視她他是異類。根據社會常態習慣，就會將她他隔離。非傷殘者亦會被訓練成對傷殘人士沒期望，認為他她們是無望。那麼，當小朋友被放置在院舍的話，基於導師對她他傾向低估她他的能力，小朋友只會有很少進展。只有視她他們為『正常』，有價值，跟其他人享有一樣參與社會的權利時，有選擇權及可獲得危機的尊嚴的時候，傷殘小朋友才可有更好的發展。」
不過，兩難的地方，也是實際上經常出現的問題──社區建設未準備好之時就關閉了院舍；同時，若不早日關閉院舍，就沒動力加速社區的建設。鄰居的反對，以及傷殘父母害怕死後沒有人照顧傷殘兒女，都令社區化進入困窘。育有一名自閉症兒子的bernard rimland博士，他研究1960年代發展出的自閉症成因心理學理論。他指出，自閉症是源於缺乏父母的愛，他將自閉症小朋友的父母稱之為「雪櫃家長」。他讚許社區支援為本的計劃，同時建議給家長多一個選擇，就是院舍。現在，很少年青的傷殘人士進入院舍。家長通常會得到社會服務的支援，帶小朋友入公立正規學校。於是，傷殘小朋友可在家裡成長，令她他變得可自己照顧自己。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精神健康改革者認為，國家醫院沒法提供有效的治療，藥物也不好。而且，社區服務比大院舍成本較低。於是，推動去除院舍化，回到社區生活。不過事與願違，院舍雖然關閉，可惜社區支援不足。變相，精神病人無處容身，不少病人變成無家者。往後，智障人士家庭也推動正常化，希望一步一步慢慢達致融合的夢想。
敲敲課室門
1973年，兒童保護基金展開問卷調查，有75,000名7-13歲的美國兒童沒有上學，當中不單包括貧窮的黑人小朋友，更多是傷殘小朋友。倡議人edelman說：「我們從來沒想到傷殘小朋友，但事實上，她他是無處不在的。」學校永遠都會說，是她他們沒能力學習，而將她他們拒諸門外。不單發展障礙的小朋友會被拒，就算是智力較高的傷殘小朋友，也無教育機會。edelman的調查，協助傷殘家長於1975年爭取聯邦法。從此，在新教育法之下，保証了全國8百萬傷殘小朋友的教育權。公共法92-142，是傷殘運動為傷殘小朋友爭取到的社會公義，此法要求學校要在「最少環境限制」的情況下。即是說，不同類型的傷殘小朋友要儘可能與非傷殘小朋友一起學習。高等法院於timothy w.的案例中肯定了，無論身體、精神和智力傷殘多嚴重的小朋友，需要多少的成本都好，都應有教育權。可惜，與此同時，此例只保障3-21歲的免費教育權。
傷殘小朋友的家長，都說出公民權利運動的語言，要求終止分隔式的社會和教育。過往，主流化學校都將傷殘學生分隔在一個特別的小課室內。有時，根據她他不同的能力，可能會有少部份的音樂課、藝術課等等可與非傷殘學生一起上。在這些主流學校裡，較多的時候，平等和融合都成了空話，傷殘學生仍是被隔離。因此，家長現在要求的是「完全的融合」，希望傷殘學生跟其他學生在同一班房上課。
1990年9月，sacramento學校正式表示，rachel holland中度智障及缺乏集中力，令她無法與非傷殘同學同讀一班幼稚園。於是，父母控告學校，認為特殊教育會令她失敗感很強：「當她被放置在完全智障的環境，她就會變得智障。」父母又認為，當有非傷殘同學在一起學習時，她能有更高的目標。因為融合的老師也會對她要求高一點，可促進她學習。但事實上，進入主流學校或融合教育學校，並不保証對傷殘人小朋友的接納度。研究指出，對家長來說，小朋友跟非傷殘小朋友較多的相處機會，可提高傷殘小朋友的社交技巧。當我參觀紐約syracuse一間levy middleschool時，我同意了這個說法。為syracuse university設計自閉症課程的luanna meyer說：「自閉症小朋友已經準備好應付複雜的世界，而社區亦正學習如何面對她他們。雙方面都是刻不容緩。」
自閉症的ben在學習過程中的一個關鍵，是一種新而受爭議的教學技巧「促進式溝通」，令他能成為校報的作家。1989年，澳洲特殊教育教授douglas biklen，在一位教導大腦萎縮的老師中看到「促進式溝通」。回到美國之後，他自己用這方式教授自閉症及智障小朋友。譬如說，如果想教電腦，促生者通常要花一兩日，輕力牽著小朋友的手，訓練他用鍵盤，或者慢慢延至捉摸一下小朋友的手臂。雖然小朋友未必完全明白這觸摸的力量，但這細心的教導，可令自閉症小朋友感覺不一樣。不過，也有批評者認為，此方式其實未必完全能顯示小朋友學習程度。因為，促生者可能有意無意都會指向答案。而且，批評者更質疑，「促進式溝通」未能取得科學化的數據和証明。亦有人認為那只是玩弄自閉症家長對小朋友的虛假期望。douglas biklen這樣回應：「自閉症是很適合用促生式溝通教學，因為她他們並非思考缺乏症，只是有時有身體上、語言上等等的失控。」當中，也有不少自閉症家長認同他。douglas biklen雖被學校譏諷，依然努力爭取以這種教學方式。促進式溝通不單止令家庭開心，也得到最前線的運動家長的認同。有時候，大家都太過低估自閉症的小朋友。
校區不單質疑及阻礙促進式溝通，更重要的是，她他們認為傷殘教育的成本太高。傷殘小朋友每年的教育成本是$6355美金，而非傷殘小朋友的成本則是$2686美金。要做到類似小型醫院的話，需要特別的班房設施，也需要特別的醫療儀器、食堂設備等等。temple universuty的教授也指出，其實成本是可以拉近的。融合教育的方式，其實是可節省整區的學校成本。
縱使1975年已立法通過開放學校給傷殘小朋友，不過，她他們依然只能得到二級教育。根據美國教育局的資料顯示，只有31%傷殘小朋友能完全在一個普通課室上課，40%小朋友會退學。有時候，老師不能提起傷殘同學的讀書動力，或者她他家中有事，因而被編入較差的班級，被標籤。自卑感會循環。1991年，從交給國會的報告顯示，10%學生入讀特殊學校，其中50%是學習遲緩，24%是語言障礙，11%是智障，9%是情緒困難，6%是聽障或視障或其他身體障礙。當中，少數群體的學生特別容易被編入特殊班級。根據該報告，自1976年起，學生被認定為傷殘的數目越來越多，估計持續上升。傷殘學生的教育問題，也成為傷殘運動重要的一環。
融合至遊玩場域
特殊奧運會，是另一個展現能否完全融合的矛盾的場域。1991年，來自94個國家，6000多名運動員的國際特殊奧運會。比起1968年第一次的特殊奧運會更宏偉，成為全球最大的運動事件。1968年，專家指出，智障人士是不能游泳的。但事實上，如果有足夠的救生員在旁守候保障，是無問題的。「傷殘運動」的傷殘人士及其家人努力証明專業的謬誤，當中包括協助智障姐姐游泳的shriver。她們群起杯葛這個不能完全融合的特殊奧運會，指出：「社會將傷殘人士分隔在陰暗地，而特殊奧運只是陰暗地的其中一塊。」平日，一般的智障小朋友，每星期只有不足一小時的體育時間。家長都投訴特殊奧運，指斥它只是用來消滅真正融合的需要。進一步迎合了一般人對傷殘的同情衝動，實質卻掩蓋了智障人士多元不同的才能。
我認為，這次特殊奧運雖算盡量減低社會對傷殘的定型，也有推動更多傷殘運動員的故事，要求其他報導都要跟隨恰當的傷殘語言，可是，傳媒卻仍當特殊奧運是一個專題，而不是運動版。我估計，未來趨勢，似乎傾向以1980興起的「合一運動」unified sports運作。也就是說，建立傷健合一的隊伍。以運動能力來判決組隊，而非以其傷殘或健康來分隊。
不止靠法律
只靠法律，不能保証融合。傷殘運動跟黑人民權運動不同的地方是，公眾雖混雜恐懼和反感，仍常以同情和慈善的態度對待傷殘人士。而且，現在七個人之中最少有一人的家庭中有傷殘人士。那也會促進了融合的可能。不過，就算1975年已通過所有傷殘人士的教育法案，除了有家長提出控球的個案之外，大部份學校仍是以分隔的教育模式。美國傷殘人士的融合步伐暫停下來了。66%的傷殘人士失業，只有15%有中學以上入學機會，大部份都依靠社會福利過活。我認為長遠來說，好的教育可以提昇傷殘人士工作和交稅的機會，而非依賴社會福利。而且，融合才是令社會成本下降的方式。基於政府財政限制，政府拒絕以「平坦地球」(無障礙設計)的哲學改建城市。因此，傷殘民權運動被迫接受完全融合是一條很長很慢的道路。其實，政府只要求新的巴士需有傷殘人士輪椅升降台就可以。另外，對青年傷殘人士來說，因為缺乏經驗，法律上的就業保障意義不大。有時候，有法律但沒實質在生活上推行的話，傷殘人士及其家庭依然缺乏選舉。
今時今日，有些女性和黑人都選擇去特別照顧的學校。她他們覺得，跟相同身份的人一起會較舒服。不過也有很多傷殘人士，只是因為沒有選擇，而進入特殊學校。我覺得，太慢的融合只會製造更多的失敗感和挫折感。有時候，選擇去特殊學校，壓力可能較少。如果入了BRI的厭惡式治療法學校，就難以離開。如果進入了庇護工場，就被迫接受非常低的收入…….。總之，如果隔離傷殘人士，非傷殘人士永遠不會了解傷殘人士。那麼，扭轉的唯一方法，似乎只有待傷殘人士家庭的憤怒和挫折去到一個爆發點，爆到足以震撼無意覺的非傷殘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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