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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守住法治的底线——就新公民案致十二届全国人大全体代表的公开信
美国九位国会议员致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公民短讯公民纪事
刘书庆律师：与天朝国安喝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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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惨案：谴责与反思不可偏废
黄章晋：新疆维吾尔社会正陷入深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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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整整一个月，谭作人就要出狱了
傅国涌：成都环保风暴中的谭作人
艾晓明：四川好人谭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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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头条
请守住法治的底线——就新公民案致十二届全国人大全体代表的公开信
各位代表：
我们是许志永、丁家喜、赵常青、李蔚、张宝成、马新立、宋泽、李刚、侯欣、袁冬、李焕君等因倡导或参加新公民运动获罪的十几名中国公民的辩护人，以及关心新公民案的国内知识界、企业界、新闻界人士，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即将召开之际，我们强烈要求全体代表正视因新公民案突显出的我国公民宪法权利被粗暴打压，国内言论自由遭非法限制的事实，并在人大会上责成有关部门立即纠正其错误作法，以维护我国来之不易的法治建设成果，保障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理由如下：
一、 新公民案是因言获罪的典型案例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许志永利用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话题，多次组织、策划在政府机关周边、商业繁华地带和人流密集场所，实施多人聚集及张打横幅活动，并因此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许志永有期徒刑四年。但是，判决书中却举不出一个北京市民出面指控他们对公共场所的合法利用受到新公民运动的不当侵害，一审判决援引的所谓证人证言，都是出现场的警察以及受公安控制的保安人员，而这些人，只是公共秩序的维护者，根本不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保护对象，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许志永案的一审判决，是一个找不到具体被害人的无中生有的判决。
而判决书中认定的许志永组织、策划的五次聚众扰序活动，无一不是公民正当行使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和对国家机关批评建议权的合法行为。其中两次教育平权活动的发生背景是，2012年两会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副部长杜玉波公开宣称教育部正在制定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的政策，并会在上半年公布。但当三年来一直积极推动教育平权的非京籍学生家长们2012年7月5日集体去教育部信访室询问相关政策是否出台时，得到的答复却是不知道有这样的政策，不知道何时出台，情绪激动的学生家长们列队来到教育部门前，分两列站在旁边的人行便道上并留出行人通行空间，其中部分家长喊出了袁贵仁下台、杜玉波骗子的口号并打出同样内容的横幅，但警方很快将现场的家长们全部带离，并把两名家长代表带到辖区派出所做了笔录，当天的事件早已处理完毕，许志永博士因事先被警察控制并未去现场，警方也未对活动现场的任何一个家长处以哪怕行政拘留的处罚，这就足以说明警方当初也不认为家长们正常的信访活动构成犯罪。另外一次2013年2月28日发生在北京市教委门前的教育平权活动，是在教育部的非户籍考生就地高考方案已经出台，并要求各省市在2012年年底前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北京市却拒不出台相关政策的情况下，家长们自发组织的请愿活动，现场的九十多名家长们选出五名代表去教委信访室反映情况，其他人则在教委门口的便道上静静等候，现场没有打横幅，没人喊口号，没有妨碍任何行人的通行，没有影响包括市教委在内的任何一个党政机关工作，与7.5事件一样，许志永也没到现场，警方当天也没处理任何一个学生家长。但是，半年之后，为了给许志永定罪，警方却拿这两起早已处置完毕的教育平权请愿活动作为其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的罪证。我们不禁要问：从何时起，人民政府的衙门口竟成了这个国家名义上的主人不能立足之地？从何时起，中国公民行使宪法明文规定的对国家机关的批评建议权竟成了他们的获罪理由？
而导致许志永等人获罪的三起街头呼吁官员财产公示活动，无非是他们为了推动全国人大出台官员财产公示法，而分别在朝阳公园南门、中关村和西单广场组织的反腐败宣传活动。其中朝阳公园的宣传活动，袁冬等人还未打开事先准备的"公民要求官员公开财产"横幅就被警察制止，现场围观者不足十人，在空旷的朝阳公园南门，根本就没有妨碍到任何人；中关村的两次活动都没在现场遭遇警察，也没有造成大量人员聚，没有影响交通，没有妨碍他人对公共场所的正常利用；西单广场的宣传活动中，虽然吸引了五六十人围观，但在警察赶到前，现场秩序良好，后来警察的粗暴执法虽然导致了更多的群众聚集，但也未导致广场秩序混乱。对三五个公民在公共场所组织的几次呼吁官员财产公示宣传，有司非要以刑律打压，请问各位代表；他们维护的是代表民意的法律秩序，还是贪官们的非法利益？是许志永等人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还是北京警方侵害了公民正常利用公共场所表达意见的权利？
二、政府对公民言论自由的打压，让我们对这个国家的法治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中国还要不要言论自由，要不要法治？是我们办理新公民案感触最深的问题。尽管习近平上台伊始就表态"共产党要容得下尖锐批评"，但是，一年以来，我们看到的现实却是：国内思想自由受到进一步的禁锢，网络言论遭遇空前限制，推动宪政民主的活动人士接连锒铛入狱。在厉王止谤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国内政治生活中再次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让我们有理由怀疑，执政党和政府究竟把言论自由看作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还是当成坏法乱政的根源？
事实上，北京警方明知新公民活动并未造成任何扰乱社会秩序的后果，这一点，从他们的讯问笔录中大量充斥着"假设、如果、万一"之词即可明了：
"马新立，你仔细想想，如果你们打横幅的行为诱发了严重后果的发生，到时候国家乱了，社会乱了，你能保证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吗？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你能负得起责任吗"？
"张宝成，你想想你们这几人在中关村、西单这样人流量大，有影响力的地方，未经过相关部门批准就私自在西单广场打公民要求公示财产的横幅，你们这样的行为是否会造成危害？如果因为打横幅，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到时候局势无法控制怎么办，你们是否有什么预案，或者说之前商量过要怎么办"？
"（丁家喜）单就你所参与的教育平权一事来讲，你用手机发送了上千条短信，煽动外籍家长到教育部门前聚集，如果这些人在收到你的短信后，都跑到教育部门前聚集、闹事，你认为那时的局面能够控制吗"？（丁回答）最后乱了吗？"那是因为警方介入得早，及时进行了工作，才避免了严重后果的发生。你们这一行为，不但扰乱了公共秩序，也给警方增加了工作量，你认为这种行为正确吗"？
"（许志永）你错就在错在表面上你的理想是正义的，但是，实际上你在社会上的言行非正义，你曾经制作过100多条横幅，散发过上万张传单，串联数十个城市，呼吁这些城市上街打横幅，试想如果全国各地均发生了类似的事件，这种混乱程度造成的社会影响得多大"?
警方在以他们想象中可能出现的危害后果给许志永博士定罪的同时，又在讯问中流露出他们对公民公开表达政见既蔑视又恐惧且不解的复杂心态：
"国家有相关的信访部门可以让人民群众反映问题，你们为什么还要上街打横幅？你这些很多的想法在现在的中国能否推行？你如果有正当的诉求，可以通过正规途径，合理合法地向国家反映，那才是真正地爱党爱国的行为"。
"为何你们在聚会中讨论对国家现状的不满?一味地批判国家现状,对国家进步有好处吗?一个人都有优点缺点，一个政权也是这样，政府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你们为什么老是盯住缺点不放？从来看不到主流的东西。我觉得你们这是居心不良"。
"是国家养育了你,维护国家稳定是每名公民应尽的义务，如果你继续这种危险的想法，刘老师就是你们的下场"？
接下来，警方进一步表现出许志永等人呼吁教育平权、财产公示就是给政府添乱的观点：
"即便是世界上发达的国家，也存在贫富不均等等的社会矛盾，而我们国家在社会进步特殊阶段希望与现实差距更明显，矛盾更多，不可能一朝一夕解决所有问题，官员财产公示的问题解决了，其他的社会矛盾依然存在，无休止的以社会存在的某一问题做文章，表面是在推动社会进步，实际是在阻碍社会前进的步伐。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看到的可能只是片面，许志永你不是一个人，你的文章也好，你的言行也好，你的公民组织你的同城饭醉平台逐渐在扩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社会安定没有一个良好的保障。无论是财产公示还是教育平权，你都在号召通过示威、上街给政府施压，你这种活动模式叫什么"？
在丁家喜的《提请批准逮捕书》，警方则正式表现出反宪政的态度："经依法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丁家喜因自身经历原因，产生对现行政权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开始追求所谓民主宪政，并依托以许志永为首的公民组织，依照许志永非法政治理论（即倡导公民从自身做起，在生活和工作中告别专制奴役和特权腐败，践行新公民精神，并在民主规则下联合分工协作，推动中国民主宪政和平转型；公民应团结分工协作，以转贴、诉讼、参选、集会游行示威等方式共同推动财产公示、反贪腐、反户籍隔离等公民运动，公民力量在公民运动中成长），参与新公民运动，实施现实危害活动"。
至此，公民正当行使宪法权利的行为，已被警方视为追求民主宪政的逆天大罪，并不是以现实的危害而是以他们想象中可能产生的危害后果，将许志永等人以属于法定结果犯的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移送起诉。而在中国当前的法治环境下，对警方利用公权力赤裸裸地打击公民政治权利的恶劣行径，在我国的司法体制中却得不到纠正，如果你们作为民意代表都对这样一起极其恶劣的政治案件视而不见，中国究竟还要不要法治？中国宪法还有何存在的意义？
三、解决当前困扰中国的重大难题，不靠集权，而靠法治
各位代表，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持续高速发展，曾经使我们中的很多人为这个国家的"制度优势"深感自豪，但是，近两年笼罩大半个中国的严重雾霾，以及日益恶化的贫富差距，城乡对立，民族矛盾，发展乏力，已经无情地揭开了中国所谓制度优势的画皮，任何一个有良知负责任的中国人，都必须正视我们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严重缺陷，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更应该抱着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决心，为中国的长治久安和持续繁荣闯出一条不同以往的新路。
但是，我们不能指望以集权方式解决当前困扰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难题，不能幻想只要全民无条件支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人，就能实现稳定繁荣的中国梦。中国地域足够广阔，一个人总是目力有所不及，中国社会足够复杂，一个人总是才识有所不足。只有鼓励公民参政议政，才能通过自由讨论和观点碰撞，真正发现困扰整个国家的问题所在，并进一步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而走集权之路，靠着打压公民言论自由固然可以避免因不当言论泛滥给政府工作造成的某种被动和压力，但从长远看，言路阻塞，民权不彰的必然恶果就是掩盖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纵容官员违法乱纪，激发领导人的专断欲望，从而使整个国家堕入万劫不复之深渊。正如杰弗逊那句被广为传诵的名言所揭示的："世界上每一个政府都带有人类弱点的某种痕迹，带有腐化堕落的某种胚芽……任何政府如果单纯托付给人民的统治者，就一定会蜕化。所以，只有人民本身才是政府唯一可靠的保护人。"
各位代表，当此国内言论自由受到空前打压，国家法治走向徘徊在十字路口，是威权统治还是民主政治才能救中国的争论聚讼纷纷之机，希望你们运用高度的政治智慧，展现出非凡的政治勇气，承担起神圣的政治使命，把宪法规定的人大代表权利当真，责成有关部门立即纠正其钳制言论，破坏法治的错误做法，将中国改革推进到全民共同决策的新阶段。
在此，我们强烈呼吁各位代表在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中行使以下职权：
一、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提出质询案，责成其立即就新公民案的违法立案，违法起诉，违法判决展开调查，并依照法定程序对这样一起利用司法权公然打压公民基本权利的错案进行纠正，还许志永博士等新公民运动的参与者以清白；
二、向全国人大提出制定《官员财产公示法》的议案，为建立廉洁的公务员队伍构建坚实的制度基础；
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改《集会游行示威法》的立法建议，将组织集会游行示威由目前的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并明确将少数人在公共场所表达政见，对正常社会秩序和交通秩序没有任何妨碍的议政行为排除在需要备案的范围之外，防止政府利用《集会游行示威法》中的审批制作为压制公民言论自由的工具；
四、向教育部提出质询案，要求其立即责成包括北京在内的个别省市真正落实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方案，给任何一个城市的纳税人子女以平等的受教育权，不在这个国家的新生代中继续制造二等公民，不为国家的未来制造新的敌对者；
五、建议全国人大成立落实宪法选举法领导小组，由张德江委员长担任组长，以保证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的真正落实，并追究打压公民宪法权利者的法律责任。
各位代表，我们相信，你们都是中国各行业的精英，相信你们和许志永博士等新公民运动参与者一样，都对这个国家有着真挚的爱。爱这个国家，就要为其计长远，而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正是宪法权威的真正树立，是公民基本权利的完全落实，是百姓政治愿望的自由表达，是国家管理权的全民分享。如果继续听任公民神圣的宪法权利被束之高阁，继续纵容公权力为少数人一己之私滥施刑罚，继续默视以言获罪的案件一再上演，我们这个国家不仅毫无美好未来可言，反而存在长期动荡四分五裂的重大风险，而这，是我们都承担不起的历史责任。
请三思。
签名：
张庆方 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许志永博士辩护人
王 瑛 北京，企业家
笑 蜀 广州，媒体人
王建勋 北京，学者
郭于华 北京，学者
艾晓明 广州，学者
陈杰人 北京，学者
朴抱一 上海，私营企业主
吴 伟 北京，独立学者
肉唐僧 （徐志戎） 专栏作家
叶匡政 北京，诗人
张科科 湖北朋来律师事务所，丁家喜辩护人
葛永喜 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张宝成的辩护人
陈建刚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张宝成辩护人
常伯阳 河南博扬律师事务所，袁冬辩护人
刘书庆 山东天宇人律师事务所，许志永二审辩护人
隋牧青 广东耀辉律师事务所，丁家喜新任辩护人
王 兴 北京惠诚律师事务所，丁家喜原辩护人
程 海 北京悟天律师事务所，丁家喜原辩护人
周立新 北京锐锋锐律师事务所，袁冬辩护人
2014年3月2日
美国九位国会议员致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4年 2月21日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CECC) 的九位成员致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中国当局升级打压和平行使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和宗教自由等国际认可权利的公民表示严重关注。他们呼吁习近平主席结束这样的打压，释放所有受到不公正关押的中国公民。这封信由委员会主席施罗德•布朗参议员(Sherrod Brown)、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多夫•史密斯众议员(Christopher Smith)、卡尔•莱文(Carl Levin)参议员、弗兰克•沃夫众议员(Frank Wolf)、马克•麦道斯众议员(Mark Meadows)、罗伯特•彼滕格尔众议员(Robert Pittenger)、提姆西•沃尔兹众议员(Timothy Walz)、玛尔西•卡普特尔众议员(Marcy Kaptur)、以及迈克尔•洪达众议员(Michael Honda)签署。信函全文如下：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亲爱的习主席：
我们谨以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成员的身份致信与您，以表达我们对于对个人和平履行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在中国受到日渐恶化的镇压的深切关切。我们深信此种镇压违背了中国对于国际人权标准所承担的义务，并质疑中国政府对应予遵守的国际规则、和对尊重法治所作出的承诺。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已经密切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遭到骚扰，禁锢及监禁。这些公民远不能对国家利益构成任何威胁，他们只是以和平的方式去支持他们相信能够促进中国社会的目标，而且在一些事情上贵国政府也已公开表示过支持。他们对于少数民族政策表达了自己的关切，在诸如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平权问题上和平组织或参与了示威，要求官员财产更大的透明度以对抗无处不在的贪腐，主张中国批准国际人权及政治权利公约，以及抗议对于中国一家主要报纸的审查。
在这些被针对性镇压的人群里最为突出的是法治倡导者许志永， 他在2014年1月26日， 以"扰乱公共秩序"罪被判处四年监禁，还有其他很多人因为试图和平表达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及结社自由而被指控"扰乱公共秩序"，或因"非法集会"，"制造混乱"，或因"颠覆国家政权"诸如此类的罪名被判刑或即将受到审判。这些人包括律师丁家喜，民主倡导者张林， 李化平，赵常青，黄文勋，袁小华及袁奉初；反腐败、争取政府透明的倡导者张宝成、马新立、袁冬、刘萍、魏忠平、李思华及刘家财；还有人权倡导者杨茂东（即郭飞雄）、孙德圣及刘远东。
其他公民如曹顺利，则已因寻求更多关于中国人权信息或因要求参与起草中国人权报告的起草工作而被惩处，而该报告是中国政府在2013年10月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的关于中国的一般定期性审查。
在中国政府提交的一般定期性审查报告中声称它"对发展少数民族人权事业给予了极大的重视"，而实际情形是，贵国政府在继续惩处那些要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人。在2014年1月，北京的安全官员监禁了维吾尔学者，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他是一位和平的，有思想的保护维吾尔族权利的人士，同时寻求促进维吾尔族和在中国占绝大多数的汉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大约在同一时间，中国当局也拘禁了相当多的年轻的维吾尔人，包括Mutellip Imin, Atikem Rozi, 以及 Perhat Halmurat， 他们曾经是伊力哈木•土赫提的学生或维护伊力哈木•土赫提先生建立的网页的志愿者。
我们还注意到中国当局对中国公民参与宗教信仰自由活动的持续性的骚扰。最近的一个事例，是河南濮阳市南乐县公安局官员对被政府制裁的三自会教堂进行了持续长达一个月的镇压，此次镇压起始于对教堂牧师张绍杰及至少其他20余人在2013年11月份的拘禁，镇压封阻了通往教堂礼拜的路途，并对在家中的教会成员进行骚扰，对支持被监禁人士的个人实施殴打，还有其他形式的滥权。
在上述每一个事例中， 中国官员的行为都违反了在国际法下中国应予承担的义务，也不符合中国自己的宪法和法律，以及世界人权宣言（UDHR)在第18，第19和第20条中规定的言论，宗教，集会及结社的自由权利和义务，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成员的中国，最近刚刚被选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因而对维护人权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
世界人权宣言（UDHR)允许国家在非常狭小和有限的范围里限制这些自由，但是中国官员的做法已经远远超出此种范围。依靠过度广泛模糊的刑事指控诸如"扰乱公共秩序集会"或"非法集会"，官员们锁定和平示威者和那些不同观点的表达者，而后两者并没有显露会威胁国家安全或扰乱公共秩序。事实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已经清楚表明对于"政府政策的讨论和政治争论"以及对于"和平示威或政治活动包括和平和民主"的限制是与宣言第19条的规定相抵触的。还有，中国宪法第35，第36及第41条提供了对于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集会自由及结社自由的权利，以及对于公民批评自己政府的权利。
与这些问题同等严重的是滥权。官员们处理这些案例期间使用酷刑，否定应有的法律咨询途径， 不给予被告辩护律师合理的审阅案件材料的时间，拒绝辩护律师传召证人，不按照中国法律条文的规定，限制他们对于自己的辩护而分别审理卷入同一指控的被告人，以及审结秘而不宣。总而言之，目前的镇压估计有大约150名维权人士被抓捕，包括新闻记者，知识分子。与此同步进行的，还有对互联网和新闻媒介加强审查。
同时，那些志同道合在过去追求用和平手段鼓励对于人权，民主改革，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的人士仍然被囚禁，他们包括人权律师高智晟和2010年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高智晟因为支持宗教少数群体，帮助工厂工人和失地农民，长期忍耐不可言说的折磨，但是在三年缓刑即将到期时，在2011年被中国当局收监。刘晓波现在仍在服刑，因为他支持民主的写作和呼吁政治改革以及对于人权保护的《08宪章》的参与而招致11年刑期。刘先生的太太刘霞，则仍被软禁于北京家中，精神创伤日益严重， 虽然她没有被控以任何罪名而且中国政府说她是自由的。根据最新统计，本委员会记录在案的事例已经超过1200位在中国因政治或宗教致罪招致狱禁的人士，包括民运人士王炳章及彭明，西藏活动人士洛布桑增，还有陈克贵，他是法律活动人士陈光诚的侄子。
在贵国政府2012-2015年全国人权行动计划中，中国公民被承诺他们将享有言论自由，信息自由，宗教自由以及公平审判，少数族裔权利将得到保护。我们敦促您以良好的行动来终结目前的镇压，给那些不仅仅是那些在近期受到打压中的人而且还有所有被不公平监禁的中国公民恢复自由。中国在国际社会里的地位不仅仅取决于其经济上的发展，还取决于对基本人权的保护。
公民短讯
@王麒摄影师: 不放过任何一个暴徒，不仇视任何一个民族。将仇恨转嫁给整体族群，是非常无知和危险的行为，以种族标签进行隔离和歧视，必定会促使极端势力成为这个族群危险的核心，由此产生的暴力将危害到整片土地。请大家善待奉公守法的维族同胞，煽动普通百姓之间的仇恨并引起长久恐惧是一切恐怖行为的目的。
［转］倾听维吾尔的声音：真主的敌人 必进火狱
一切残暴屠杀无辜者的人，是伪信者，是真主的敌人，是维吾尔民族的敌人，必进火狱。
一切极端偏狭的人，是伪信者，是真主的敌人，是维吾尔民族的敌人，必进火狱。
一切自以为聪明，以政治的手法诱使善良的普通维吾尔民众走上极端偏狭暴力和仇恨的人，是真主的敌人，是维吾尔民族的敌人，真主加倍对他惩罚，必进火狱。
每一个热爱本民族的维吾尔人，应该迅速团结起来，与这些鼓吹仇恨狭隘自闭的人做斗争，他们是真主的敌人，他们使维吾尔民族走向狭隘与衰落，他们使维吾尔民族朋友变少，敌人变多。他们会使我们成为伪信者，到那时，真主必弃绝维吾尔。
滕彪 @tengbiao：必须无条件谴责伤害无辜的恐怖分子，依法追究责任。但对失败的民族政策有反思么？即将召开的两会会讨论么？政策制定者们不是在扬汤止沸，而是在火上浇油。悲惨的是，为中共愚蠢野蛮的民族政策付出代价的，永远是普通民众。更悲惨的事情还在后面。
@威廉退尔：伊力哈木：很对不起我母亲。我父亲去世时，她才23岁。她一个人养大了四个孩子。现在她才64岁，她的病就是我给她带来的。我前天写了遗嘱。我把遗嘱给了我爱人，还有一个我很亲的人，我说一旦我出问题，哪怕我被国保或者是国安杀死，也不要认为是汉族人杀死我，不要把仇恨放在两个民族之间。
@ 胡佳：悲伤……永远不要做恐怖分子，永远不要对平民发动袭击，这对任何人都是最底线的原则。
@唐吉田律师：紧急提示，李和平，王藏等朋友说有人以我名义在谷歌里发同城聚餐名单 我已回复他们这是邮箱被冒用。请各位注意并周知。
@刘晓原律师：呼吁公开人大代表提的议案：两会即将召开，代表们提的议案和建议，全国人民享有知情权，除非内容涉及到国家秘密，其他的都应当公开。为便于人民查阅代表提的议案和建议，可在"中国人大"网开设代表议案和建议专栏。公开人大代表的议案和建议，不仅能满足人民的知情权，还能起到监督代表履职作用。
@斯伟江律师：今天六点多起床7七点出发，去位于昌平的北京东城区看守所会见刘虎，被看守所的牢头狱卒折腾半天没让见，一会儿说上海格式的事务所函不是印刷的，最后干脆说律师证年检章不清楚，要核实，我投诉，驻所检察官是空城计，政委更黑。到了下午三点半来电话说，下周一可以见！这样的看守所，里面的人有苦吃了！
转：香港保钓船长杨匡涉嫌偷越国防边境一案已于2月18日送检起诉，其妻、内地维权人士刘莎莎与外界失去联系逾一个月，从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获释的维权人士处获悉，刘或被关押在了第一看守所。呼吁律师介入，继续关注后续动态。
转：今天2月28日，解放军309医院结核病研究所的医生通知曹顺利（Cao Shunli）女士的家人，她的生命体征靠呼吸机维持，身体多个脏器逐渐衰竭，腹部出现大量积液，有可能会在几日内死亡！
@公民肖勇 (@xiaoyong8964): 相对于日军侵华，无论是伤害程度还是伤害时间的久远以及对人心的侵害，文革绝对是更甚的！南京大屠杀要纪念，文革悼念主题馆更是迫在眉睫需要建立！
公民纪事
刘书庆律师：与天朝国安喝茶记
我今天把谈话公开，将自己置于一种敏感的位置，是因为我不想辜负志永的信任。觉得我炫耀的，责备我还不够勇敢的。一并感谢你们的关注，因为这是为志永，一个大写得人：
昨天，即西元2014年2月28日。国安局张瑜处长和李姓科长两位公仆邀请了这个国家的主人刘书庆律师在大明湖畔的两岸咖啡交流。主仆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交流，达成了一项共识：即中国最终要走向民主宪政体制。
同时主仆双方采取问答方式，对以下问题坦率交换了意见。
问：你如何接的许志永的案子？
答：许博士辩护人张庆方博士给我打的电话，问我有没有时间担任许志永博士的辩护人。我问有没有律师费，他说有。我说没问题。
问：你接这个案子图什么？
答：一为挣钱，而为出名。我不仅给好人辩护，也给坏人辩护，如果薄熙来当初请我给他辩护，我更乐意。
问：你认为许志永有罪？
答：过去，现在，将来。我都不认为许博士有罪。反而认定他有功于这个国家和民族。这个判断不是以作为他辩护人的身份，而是一普通公民的视角。
问：那你是从哪里了解许志永的？
答：很多，网络，媒体。我也参加过他一期公盟培训。他的理性、温和、非暴力的维权理念。我认同。
问：如果许志永二审维持原判，没达到你们辩护人的期望。你会有什么感想。今天关上门，就咱三个人，你实话实说。
答：不用关上门，我可以公开说。如果判决许博士无罪，我会对中国司法进步保持信心，反之，如果判他有罪。则我将对中国司法深感悲观和失望。
公仆不同意我以许博士个案结果来判断中国司法现状。说我不能以偏概全。说我还不知道许案内情，说中国人争民主人权自由可以，但不能引入外部势力。接受外国资金。我说对此我无法置评，我只能说自己没有得到外国资金。而我对别人的评价是基于他做了什么，他做的事是否利国利民。我不知道内情，因此我不会诛心的评论别人。就跟评论领导人一样，我不会管他的初衷多么好，他的动机多么纯洁。我只看他的施政行为和结果。
公仆提醒我说代理许博士的案子没问题，但不要弄出很大动静。更不要借助外部力量。我说我会本着辩护律师的执业态度依法辩护。而且我只能决定我自己。我无法干涉别人。
问：你觉得为了一个案子，找很多专家学者律师开会，算不算炒作？
答：算不算炒作我不知道，但我肯定这是合法的。
问：我知道你们有个人权律师团，你们这个团体主要干什么？
答：纠正一下。我们不是一个团体。那就是一个微信群。一群律师朋友交流业务，相互扶助的平台。
问：咱们能不能合作？
答：我们一直在合作。你们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我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你请我聊天，我本可以以忙为由拒绝，但我来了。这不就是合作吗？而且这种合作是最光明正大最光明磊落的，也是最能持久的。
公仆最后善意提醒我别被人利用，而且直言我给别人当炮灰的可能性很大。我说错。我不会成为别人的炮灰，因我不隶属于任何组织，也不膜拜任何一个领袖。我就是本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以自己独立的判断去做事。如果说被人利用，那也是我的自主选择。众所周知，高层也有权斗，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权斗的棋子。我就在薄熙来如日中天炙手可热的时候尖锐批评过他，当时他黑打，说获得了绝大多数重庆人民支持。我就写了篇文章《民意不能为正义背书，我看薄书记自我辩护的逻辑硬伤》。当时点击量很大。而且我还和李方平律师等人联名提起公民建议，质疑薄熙来的黑打。现在看来，我这些作为不也是被高层利用了吗？
最后一看时间下午3点40，遂有事告别。
总结：1.双方气氛总体友好
2.双方各自坚持了原则
3.两位公仆素质总体较好，可适当表扬。
公民评论
昆明惨案：谴责与反思不可偏废
笑蜀 2014年3月2日台湾风传媒
相比大陸當局的疆藏政策，民國疆藏政策高明太多，尤其是楊增新的治疆政策。大陸當局疆藏政策全面僵化全面失敗，而將疆藏問題徹底封閉不許討論更不許批評，則最失敗。疆藏政策必須全面反思和調整，必須問責王樂泉等人及負責機構。這都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因此把昆明慘案完全歸因為壓迫反抗關係而予同情，則萬難苟同。我們並不知道昆明慘案的真相是什麼。真相未明即如此斷言，是否太立場先行、太意識形態化？新疆問題不同內地問題，不同西藏問題，而的確有複雜的國際背景。壓迫是長期的和全面的，但縱然如此，跟昆明慘案之間也只是或然而非必然關係。未明真相前就把或然誇大為必然，差之毫釐必然謬之千里。這就好比敘利亞問題。敘利亞動盪之初確實就是反抗壓迫反抗專制，所以國際社會一邊倒地支持反抗軍。但後來的反抗軍就複雜太多了，不乏被所謂聖戰綁架的陰影，國際社會的態度也為之一變，再沒有一邊倒的支持。今天的新疆問題，跟敘利亞問題並非沒有相近之處，來自中東的宗教原教旨主義和現代恐怖主義未必不是重要成因，因而未必是壓迫反抗能夠完全解釋的。
當然無論什麼原因，當局對疆政策都難辭其咎。新疆問題全面複雜化之前，有六十年的相對承平時間，這漫漫六十年難道不是當局自己浪費的麼？全面複雜化難道不等於對疆政策的全面失敗麼？無視人心迷信暴力與高壓，則是對疆政策全面失敗的總根子。所有這些必須正视必須抨擊。
但所有這些並不能自動賦予恐怖襲擊以正當性，不能說人世間只有制度之惡，其他一切惡都不是惡，其他一切惡都是正當的需要同情的。甚至对昆明慘案這種有組織的屠戮無辜平民，都試圖同情。是的，昆明慘案真相未明，但無論什麼真相，有組織的屠戮無辜平民都屬於恐怖襲擊，都是萬惡，都罪在不赦。原因不是理由，任何原因都不能為恐怖襲擊開脫。無論真相是什麼，昆明慘案都是中國版的911，我的態度跟我當初對美國911的態度完全一致，即無條件譴責恐怖襲擊與哀悼逝者。
但，僅僅譴責與哀悼仍不夠。原因不是理由。但原因必須澄清，真相必須澄清，才可能避免悲劇。如果說对恐怖袭击的盲目同情反映人心之毒可能助長恐怖，那麼以需要無條件遣責為由壓制討論與批評、拒絕反思與調整則是典型的制度之惡。这不僅助長仇恨和絕望，為宗教原教旨主義和現代恐怖主義提供了溫床；甚至其本身就是一種恐怖主義。兩種都屬於極端勢力，屬於互為鏡像的共生關係。
這即是說，無條件遣責和全面反思不衝突。不僅不衝突而且不可偏廢。不僅政府要反思，全民都要反思，知識界尤其要反思，我自己也必須反思。當民族地區那麼多悲劇發生，當達賴、伊力哈木的理性溫和的聲音都被無情地全面剿殺，我們做過什麼說過什麼？我自己做過什麼說過什麼？今天的悲劇，難道沒有我們、沒有我自己的一份責任？覆巢之下無完卵，事到臨頭還不全面反思包括反思自己，還只是一味地掩飾或一味地推諉，還只是仇恨一切痛駡一切，這個民族就真的是深淵了。無條件譴責恐怖襲擊的同時，堅決要求真相，要求公開，要求自由討論，堅決批評和問責，則應該是全民反思尤其是知識界反思的第一步。
黄章晋：新疆维吾尔社会正陷入深重危机
新疆民族问题向来十分敏感，特别是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之后，中共对新疆的管控也逐步升级，外界较少能够了解新疆维族社会的真实状态。16万元切糕赔偿事件作爲一个热点或将很快淡出公众视野，但它在被公众讨论时，涉及到的一切可被视为这个社会创口的矛盾和问题，不但依然存在，而且随时会爆发。"新疆小偷"、"切糕党"这类标签在内地汉族世界，十分普遍呈现的是中国今天民族政策造就的治安问题和由此带来的民族矛盾。但在新疆的维吾尔世界，小偷和切糕党，似乎更应归类为马尔萨斯陷阱的一个表征，在我看，它是一个远比内地汉族社会与新疆人关系如何更为重要的问题。
或许用新疆维吾尔传统社会正陷入一种濒临瓦解崩溃的危局来描述有夸大事实之嫌，但极高的失业率、严重的吸毒贩毒、愈来愈多人群深陷非正当营生、地下宗教的迅速抬头、社会道德瓦解、艾滋病泛滥等现象，放在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可将之描述为一场严峻的社会危机。而切糕党、小偷仅仅是这个危机溢出到内地的一部分。内地人能看到的，仅仅是水面上的冰山。
我相信在内地的维吾尔族同胞在碰到小偷和切糕党这个问题时，会反覆强调说，这不是维吾尔人的全部，维吾尔人不应被因此妖魔化。但是，如果不正视这类正在日益腐蚀维吾尔社会肌体的现象，尤其是它背后整个的社会危机，维吾尔社会很快会变成一个让人痛惜的沉沦的民族。
在新疆维吾尔主流社会，对各种在内地谋生的维吾尔人统统用"口里齐"这个称呼，"口里"即内地，"齐"即汉语中者的意思。对那些在内地从事正当职业的人来说，被人称呼为口里齐是个非常郁闷的事，因为它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暗示是不良职业从业者。对热爱商贸的维吾尔人来说，并无轻视小商贩的传统社会成见，对口里齐的成见则来自这个群体极大比例在从事非法和灰色的活动。因为他们太熟悉知道周围某个并无一技之长的人从内地回来后突然富起来是因为什麽原因。而南疆的旧手机市场上，那些手机来自哪里，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对在内地的维吾尔知识分子来说，往往他们看到的本民族的非法甚至犯罪活动的普遍程度，要明显高于汉族社会，因为他们才能更敏锐细致地发现哪些小食品店表面上是在卖餐饮，实际上底下是在贩毒或做盗窃团伙的活动据点。而流浪儿的小偷问题，也不仅仅只是拐卖和扒窃，还有吸毒、暴力、家庭瓦解等一系列问题。
官方习惯性的报喜不报忧，甚至讳疾忌医地打击社会问题的研究者和暴露者，维吾尔知识分子群体只能在每一轮类似问题发酵在舆论被引爆时进行被动解释时，汉族社会看到的新疆问题只有两个方面：东突问题、犯罪问题，而上述问题真正的社会土壤：维吾尔族的社会危机几乎无法进入公众视野。
我相信今天很多汉族人已经在内心里认为，维吾尔人就是犯罪民族，甚至我注意到许多现在宣称是新疆问题研究者的人，其言语中流露出的观念也是如此。我最担心而且认为事实上可能真是如此的一种情形就是，新疆地方官僚集团会普遍认为，维吾尔社会如此严峻的社会问题（ 这显然未必是他们最在意的工作），仅仅是因为维吾尔人自身的问题，比如他们的文化传统，比如他们的宗教信仰。
这种观念下，甚至可以很好地为遮掩和禁止暴露新疆现在严峻的社会问题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与内地警方对自己眼皮底下从事非法活动的维吾尔族人群视而不见且禁止公开讨论一样，说是为了"不伤害民族感情"。
如果将来注定有更大的灾难，我想这便是最深切的根源。
人口和就业双重压力
新疆维吾尔社会今日面临的问题，是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完全无法融入现代社会、按照民族大学伊力哈木先生的说法，就是无法由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商业社会。
维吾尔族的绝大部分居住在南疆三地州，700 万人密集居住在几片互不相联的绿洲中，人地矛盾极爲突出。维吾尔族社会平均年龄大大低于汉族，而青少年几乎找不到进入现代工商业的就业机会。南疆小县城里，因爲大量年轻人无所事事，遂有了台球爱好者占人口比例也许是全世界最高的奇观。
此外，内地的廉价而丰富的物资以及规模化的资本在改善其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对城市传统手工业和商业为生的人造成最直接的生存冲击。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是新疆维吾尔社会危机的物质因素。
道德和传统价值崩塌
同样严重的是精神因素。现代生活方式和观念的流行和影响，迅速在维吾尔社会依照年龄和身分（吃国家饭与靠自己的双手吃饭），形成了巨大的观念鸿沟。维系一个社会稳定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也因人群不同，或瓦解奔溃，或转身更虔诚地投入宗教的怀抱以寻求慰藉。传统维吾尔社会，阿訇或"长老"是道德秩序的体现者和维系者，今天旧城改造和社会组织的重构，使这种基于熟人社会的道德和价值体系早已无法维系。像吸毒贩毒问题，在第一波经商致富者出现时，就开始出现并四处泛滥。
精神危机的作用，使得今天的新疆维吾尔社会，一方面在乡村和一些城镇，有着远比内地汉族社会更淳朴和善良的民风，另一方面，社会风气和道德败坏，同样远非汉族社会可比。切糕党、小偷、贩毒、卖淫等现象，带有极大的地域性特征，甚至对当地不同职业的居民收入对比，都构成了极大影响。这不能不认为是道德和价值失序、瓦解背景下的坏车示范效应。
不能不提的是，面对现代化冲击的恐慌，对社会礼崩乐坏的排斥，愈来愈多的人只能投身宗教的怀抱以求宁静，这种剧烈的变化，甚至可以从最近几年人们服饰妆扮的变化看出来。宗教的抬头当然会被地方政府视为不安定因素，强力打压就顺理成章在所难免，而民族矛盾的进一步紧张对立则是势所必然。
我个人认为，所谓的东突分离主义远没有人们通过官方描述想象得那么严重，但复杂深切的民族矛盾却要比我们所能感受到的要广泛得多。 甚至我曾从内地民间反扒小组那里听来这样的故事，他们在抓获小偷后，居然有人跑来要人，且声称偷点东西为什么要抓，你们从新疆抢了那么多东西，我们偷几个手机有什么不可以的。犯罪活动为自己寻找到了政治上的正当性，你难道仅仅是将之视为一种狡辩麽？我听到的最黑暗的故事，是一位到内地协助打击小偷的维吾尔族警察，从一个受强烈民族自尊心驱使的尽职尽责试图拯救堕落天使的好警察，很快由于绝望压抑最终变成有一大帮小偷的老大。
民族性的"失败社会"
今日中国深陷严重社会危机的，并非只有维吾尔族，像大批人进入内地从事非法活动的问题，当然远非维吾尔人，只不过由于维吾尔人在语言上异于汉人，更容易被观察留意，而其他地方的同类问题，只会在警察那里因为犯罪登记时被注意到，地域性的问题也很难像维吾尔族那样上升为对整个民族的印象。社会问题带有强烈民族性的并非只有维吾尔族，四川凉山州的彝族，问题还要严重得多。
但两者有大量高度相似的外在表象，比如大量人口贩毒吸毒，大量小孩被拐卖在内地从事扒窃甚至入室抢劫。据一位从事相关领域工作的专业人士统计，凉山被抽检到的孕妇中，HIV 感染者比例已经接近10%。仅从这个数字和成年男性犯罪率来看，说它是个失败社会应无不妥。
两者对比，其高度的共性就是传统社会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在受巨大冲击的同时，都无法有效融入现代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无法进入汉族人主体的社会分工当中。凉山州彝族社会的问题更大，或许是因爲其人口总量较小，原有的社会组织更脆弱。
急需反思的民族政策
我们当然可以将这种无法有效融入归结为那些可以看得见的直接因素，语言的原因、教育水平的原因、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所以，在新疆，一个补救的措施就是大力推广双语教育。
我们即便不谈双语教育实质上更像强推汉语教育，仅就一刀切政策，使得不具备师资力量的部分贫困落后地区实际上两种语言都无法有效掌握而言，就不能不担心它最终的效果。尤其是，虽然官方大力推行双语教育，但教育资源因民族不同而有极大不平衡的局面并无根本改观。如果涉及到一个传统生产生活的民族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观念重建、价值重建的种种困惑，这个问题就要更为复杂而艰难。
就今日的汉族社会而言，虽然转型痛苦尚不算严重，但从精神和价值上而言，还不能认为已走出前现代社会。而面临着现代化与汉化无法区分困境的维吾尔精英（官方推进的现代化显然就是汉化），在平衡现代与民族传统上，要解决的问题复杂得多。何况，他们只能自己呆在家里独自思考，在今日的政治环境中，这种公开讨论不可能存在。
至于那些物理上远离现代社会的维吾尔农民，其实在1980 年代后期开始，就已注定在信息上与现代文明绝缘。此前，官方在民族问题上的投入，以及汉语世界本身搭载的现代信息和观念就少，维吾尔语和汉语作为渠道，在接受现代信息上差别不算太大，但此后，市场的伟力使汉语成为一个搭载现代信息和观念极高的平台，至于维吾尔语，严厉的市场管制和官方投入的减少，维吾尔人已很难从其精英那里获得现代信息。他们是一个被飞速发展的中国社会抛弃的人群。小偷和切糕党，是这个社会能自发找到的极少数融入其中的手段。
公民文献
还有整整一个月，谭作人就要出狱了
华泽
自从1996年春天认识谭作人夫妇，至今已经整整19年了。这19年里，我们见面的次数并不多，但毫不夸张地说，就他改变了我人生轨迹。
2010年初，我曾经这样写道：许多年来，我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读书、旅行、冥想。然而，这个寒冷的冬天，一场无耻的审判震惊了我。我急切的上网搜索那些我关心的人，我渴望了解事实的真相：2009、2008、2007……，上帝啊，我和这个社会隔绝得太久了，在我周游世界的时候，我的祖国竟发生了如此多的事情。这个春节我过得很糟，独自在家守着电脑，翻过一座墙，再翻过一座墙，我感觉悲伤、悲愤，感觉无助、绝望。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原本是我最卑微的理想。而现在，我要加入到谭作人们的行列中，尽我所有的能力，直到实现一个自由美好的中国。
傅国涌：成都环保风暴中的谭作人
[此文曾经贴过，前天收到一个未署名的朋友短信，据谭作人先生的爱人小王说，谭已经在上个周五失去自由，沦陷在黑暗之中，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愿世人关注这位走在"第三条道路"上的大胡子公民]
世人曾经为2007年厦门民众成功抵制PX项目而欢呼，以散步方式逼使强势集团走向对话，并最终作出让步，这个案例一度让中国的媒体陶醉，让部分国人产生一点点微弱的希望，以为在遭遇类似的情况，也就是一个地方的群体利益面临损害时，这种极为节制、温和的表达方式可以有效普及。然而，当2008年5月4日数百名成都人走上街头散步，抵制彭州巨型化工项目时，遭到的却是警察的打击，至少有4人被拘捕。当时正值"512"地震前夕，因为地震的发生，救灾新闻淹没了一切，这一事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半年后，地震的伤痕并未过去，在成都的上风上水（离成都市区仅30公里）、地震重灾区之一（离震中映秀镇仅30公里）的彭州，这个超级化工项目就要启动了，国家发改委、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地震局等都已为这个项目签字画押。北京新闻界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们，参加这个大化工项目论证的科学家、专家有800余人，其中光是国家级专家就有103人，两院级科学家、专家有29人，其中大部分的科学家、专家都向这个"殃民毁城"的项目发放了通行证。他在邮件中不无愤怒地指出："他们有责任有义务秉持科学良知、科学精神公开向成都市民、向世界关心四川汶川地震灾区的人们做出解释。"
此刻，似乎一切都已成为定局，在绝对强势的垄断利益集团之下，在足以把一切压成齑粉的国家机器保驾护航下，公民的任何抗议、任何不同的声音注定了都被封杀。尽管如此，成都公民并没有完全沉默，他们仍在抗争。谭作人先生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他试图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发起"和平保城"行动，就是呼吁成都人上街带一张A4白纸，还有白面具、白帽子、白口罩、白胸花……把成都变成一片白色，以白色来表达他们的意愿，用他的话说，"用全体示弱来代替集体示威，用消极行为来主张积极权利。用白色表达来反对黑色操作，用有序渐进来学习民主程序。"这番话读来令人感动，在中国这块古老的专制土地上，无形的铁链不仅捆锁着我们的身体，而且捆锁着我们的心，使我们什么都不敢想，什么也不敢做，哪怕是最低限度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不服从、不同意，只剩下对强权、对一切强势利益的屈从、忍耐，甚至不敢怒、不敢怨，逆来顺受就是为我们这个民族量身定做的一个成语。可以说，谭作人在成都创造了一个新的抗议模式，他构想出以"示弱"代替"示威"，用消极行为来主张积极权利。我深深地知道，我们只能选择示弱，是因为我们被国家机器剥夺了所有示威的可能性，我们只能选择消极行为，是因为我们行使积极权利的通道都被堵死了。在一个不允许游行示威甚至连集体散步也不允许的国度，他的思路具有重大的行动意义，也就是说，只要你内心明白，只要你意识到了自己的权利，无论是面对怎样的天罗地网，你还是可以设法抗争，还是可以找到自己独特的说"不"形式的。
当然，就是这个如此低调的白色行动，在当地警方的压力下，也遗憾地流产了，没有化为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谭作人的失败，也不意味着成都人的失败。我相信，他们的公民抗议之路还会持续下去，"成都环保风暴"仅仅是个开始。
同时，成都今天所遇到的，在其他地方或早已遇到过，或正在遇到，或将要遇到。改革三十年的结果，改革已死，大饼分配已经完成，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饼游戏暂告一个段落，利益集团的利益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继续无限制地不顾一切地攫取更大的利益，不顾环境污染、山河受创的代价，更不会顾及普通民众的利益，在他们眼里，手里没有选票、没有行使自己权利的任何机会的民众，他们的声音、意志都不过是零。包括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城管在内的所有国家机器不过是维护利益集团的铁牙钢齿，在本质上已经站在民众的对立面，民众的任何抗议在现实中几乎都不会有效。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好像已无路可走。
我经常会遇到一些年轻人，看到社会上那么多不公正的现象，看到特殊利益集团横行无忌，看到这个体制深入骨髓的腐败，他们的内心也有很多的不平，但更多的往往是无奈，他们常说自己有一种无力感。随着年龄的增大，这样的无力感通常会增强，等到拖家带口、上有老下有小的，更多的人或者说绝大多数的人，都为自己一家的生存温饱或小康疲于奔命，所有的精力几乎都消耗在这里，能保持善良正直的天性，在私德上做一个好人，就已经很好了，年轻时的一点激情、一点理想主义的火花早已熄灭，更遑论为改变这个社会去做什么事，出什么力。于是循环往复，一代代人原地踏步，在专制的大网下苟且求存成为唯一的选择。汪洋大海一般的庞大人口，如同水一般载起了专制权力的大舟，却似乎再也没有了覆舟之水。常常以捍卫利益集团后盾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专制，因此变得越来越骄横，越来越得意，今日之中国，再也没有能够抗衡它的力量。中国人多如恒河沙数，可惜有量无力，构不成力量，也就不可能制衡它。有消息说，厦门事件之所以是个特例，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化工项目的利益集团和房地产开发集团之间出现了利益冲突，由此给厦门市民的散步抗议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空间。如果没有这个背景，结果可能就会和成都一样。我有时常常琢磨"有量无力"这个词，从根本上说，其实，大多数时候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的自我放弃，我们没想过表现自己的力，如果在任何时候，只要我们的权利受损，我们都要站起来抵抗一番，哪怕结果是悲惨地失败，但我们就不是无力的。如果很多人都这样做，我们就是有力有量的，我们就可以让强者每一刻就清醒地知道——我们既是载舟之水，也是覆舟之水。
我想到了陈衡哲当年的一篇文章，她在1935年6月写的《我们走的是那一条路？》，那是针对当时日本入侵、民族危亡的背景写的，我今天读来，同样有很多的启示。她指出横在我们面前的道路共有四条，第一条是浑浑噩噩、行尸走肉的路，第二条是在"刀头上舔血吃"、廉耻扫地的路，在第一条路上走的人最多，最让人感到无地自容的是走第二条路的人，或借国难营私自肥，或做汉奸，或将种种手段聚敛的财产转移到国外，随时准备开溜。这两条都是辱身亡国的死路。今日之中国很多人大致上走的也都是这两条路，或苟且求生，或跻身利益集团行列，"刀头上舔血吃"，混个脑满肠肥、花天酒地，把子女乃至自己都移民海外去。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可以感受到，这个夜夜笙歌的中国正在一步步沉沦，欲望的膨胀无止无休，人们只知道拼命地捞钱，对物质利益的疯狂追求成为一个民族绝对的驱动力。
但是，她指出了我们还有第三条路，那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路，第四条是忍辱含垢以求三年之艾的路。这两条都是民族自救的活路。对于第三条反抗之路，或者说自毁之路，她的评价是："即使有时抗拒的结果仍挽不回一个国家的危运，但它的荣誉与人格却至少是保全了，它的民气也就不会一天一天的消沉下去，终至于无可救药了。"
包括这次挺立在"成都环保风暴"中的谭作人，我们还有很多人在走这样的第三条路，这条反抗之路与强大的利益集团、可怕的国家机器形成了不和谐，注定会遭遇可以想象的打击乃至压迫和伤害。因此，这条路也是自毁之路或者说自我牺牲之路，但这是有意义的牺牲，它守护的是人间的正气，它呈现的是现代的文明，它指向的是中国的正道。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人走这条路，这个民族就完了。谭作人，一脸的大胡子，眼神满含忧郁，一张典型的忧国忧民脸，他平时看上去沉默寡言，一旦说起来却会滔滔不绝，尤其说到他的民间环保生涯时，他参与创立NGO"绿色江河"，在成都一带致力于环保已有多年，他还和朋友一起办一本不定期的民间刊物《文化人》。我和他只有一面之缘，2007年春天我去成都，就是他开车送我去都江堰，没想到一年后，那里就遭遇了一场大地震。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献给了自己热心的环保等社会公益事业，物质生活并不宽裕，但他过得很自在，他爱自己的国家，并深爱他栖身的成都这个城市，我相信正是这种爱使他敢于走上这条路。
陈衡哲最欣赏的是第四条路，那是和无耻的偷生截然不同的，这条路更强调"内在的预备"，"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专门人才，各在各的本分之内，把能力与知识弄得充充实实的"，"但最基本的预备却是在人格的一方面"，要去经受烈火的洗礼，从灰烬中把自己炼成坚不可摧的真金。
一个民族要新生，必须有一部分人首先自救，无论是走第三条路，还是走第四条路，这两条路不仅是我们个人的自救之路，也是一个民族的自救之路。
2008年11月22日
艾晓明：四川好人谭作人
去年5•12地震后，我也去四川做了志愿者。本来我不想去，还写了一篇文章：《每个人都可以战斗在汶川》，意思是生活中有很多平凡的地点、平凡的事件，都需要志愿者精神。但后来，因为拍摄纪录片，我还是去了四川。就这样，我认识了不少朋友，其中最好的朋友之一，就是谭作人。
现在提笔写这些废话，文字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情。窗外艳阳高照，花红草绿，谭作人不知在看守所哪间黑屋子里遭提审。他回不了家，看不到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晚上可能吃不饱、睡不安，还要交代各种涉嫌"垫付"的罪名。我的心情，和地震发生后幸存者的心情实在也差不多，眼瞅着亲人被埋在废墟下，你搬不动梁、掀不动钢筋，突然感受着心绞痛……作人，你可知道多少朋友在呼唤你的名字、他们甚至到了关押你的温江看守所门口——当然是没有人接待的；此刻，谁能救得了你呢？
作人是四川知名的环保工作者、《文化人》刊物主编，他的文章网上都能看到——假如你会翻墙的话；根据他的文章，你能判断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写过一出戏叫《四川好人》，说的是三个活神仙到了四川，想找心口如一的好人，当然是没有找到的。里面还有一句台词，叫做"丢尽了四川的脸"。布莱希特死得早，不然我就请他告诉他的神仙们，去找谭作人吧，找到他，你就能找到甚多的四川好人。
作人的好，在于身体力行，这是我的第一个印象。例如，四川人对家乡的认同感在全国是很突出的；吃川菜、摆龙门阵，这就不用说了。可是作人爱四川，是把他的乡土感情融入到作为公民的责任里。记得我们一起去看地震带，他一路讲起彭州石化选址的不当，真是雄辩滔滔。他对四川风物、文化和历史的渊博知识，也让我叹为观止。正因为如此，他会认真地发起"和平保城"的公民行动，在那个"我们不示威、我们示弱"的公民建议书里，他如实署上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和联系地址。他不是那种既考虑自由表达又"躲猫猫"的人，这不是一般的勇气，而是证明和争取。他证明着，这是我的权利、我的承诺、我的责任；这也是我的乡土、我的国家、我的人民。用他妻子的话来说"他是那种爱国爱得吓死人的人"。作人的爱，岂止是践行，而且是牺牲；然而在这物欲横流的俗世，牺牲早已不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
记得我们一起去北川，那时川震百日祭刚过去两天，作人在网上发出《龙门山，请为北川孩子们作证》。我问他说，现在已经抓了好几个人了，你还写？他说，即使提笔就死，也要写出来；于是有了好友崔卫平文章中引用的那一段他在我镜头前所说的话。独坐震后北川河畔，作人遥望孤城，那画面让我想起杜甫诗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离开时天色将黑，似有亡灵纷至沓来。奔走一下午，我们都精疲力竭，但为抄近路，依然决定爬山出城；作人带着自己的行李，一路帮我背着摄像机的包。那路不好走，我已经斯文不得，四肢着地爬上高坡。作人一声不吭，埋头走在我们前面。他的做派，让我想起他所说的青年时代，那时他当知青，还是生产队长；作人依然有那"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也是在那一次，我们在绵阳市宏升建设监理公司，看到有关北川中学教学楼施工质量的会议记录，我把它抄录在这里，供懂得监理的专家分析：
绵阳市宏升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会议记录
时间：2006年3月31日
地点：设计所办公室
主持：王卓伟（所长）
参加人员：监理公司在建工程项目监理员
主题：在大检查中存在的问题
以下为涉及到北川中学部分：
周潇龙：北一中
施工方安全安全文明施工相当差，施工方组织验收的人员不到场。二楼全面防护没做，楼梯通道口没有做防护。施工方资料不齐全，特别安全交底签字不全，人员缺岗比较严重。
质量施工质量比较差。配给比，卵石含泥比较中（这里的"中"可能是写错了，应该是"重"——晓明注）。
监理现场管理经验不足，特别是安全知识不是很懂。资料、图纸含章，我们监理上没有正规表格，工地测绘，管理人员缺岗比较严重，工程进度没有评价，没有调整。
基础验收现施工二楼搂道，基础没有验收，检查中要求基础验收后方可进入主体施工。见证资料没有表格。
王卓伟作了总结：
1．（略）
2．（略）
3．（略）
4．检查中所发现质量问题
（1）（略）
（2）北一中，施工缝留直（置——晓明注）错误，留在跨中，地梁必须支模。监理日记、目标、评价，不吻合。旁站记录偏少，必须真实。
北川绵阳市宏升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的办公楼并没有倒塌，但是，这个会议记录中提到的王卓伟和周潇龙两位先生，不知有没有逃过地震一劫。无论如何，这里的描述并不复杂，不难得到解释。我唯一不太明白的是，北川中学新教学楼建成于2003年，为什么会在2006年检查施工质量？难道是文档检查吗？北川中学依然存在、北川依然有工程监理，希望知情人能够做出专业上的结论。下面我继续说说我和作人交往的经历。
去年8月底我离开四川，回到学校上课；时不时也收到作人的来信，其中有两次特别难忘。一个是在去年9月，他第二十次进入灾区，晚上接到北川中学遇难学生家长陆世华的信，这位学生家长，将自己的写公开信的经历分为18段手机短信发到作人手机上。其中写道：
我陆世华，高一、二班陆芳的父亲，十六年前老婆为生此女更丧身，十六年独身一人将全部精力心血寄托在她身上，她也很优秀，无论是品德还是成绩。"5•12"她去了，去得让人承受不来。实观北一中现状，我认为是天灾是部分因素，劣质的建筑造才是成重大伤亡的主要原因。放眼北一中所有建筑，为什么主教学楼会被夷为平地？而其它建筑无妨？被称为危房的无妨？如果它质量在(再)好一点，说不定可多活一个年幼的生命，少一个家庭无数人的痛苦。上千个年幼的生命，被压得面目全非，残缺不全，惨不忍睹，伤者如何？残者何为？为了给孩子们一个交待，为了这种悲剧少发生，不发生，我有几点提议：一、七月一日七七请全体家长到北一中现场，公祭死难者；二、要求相关部门人我们一个合理的说法，如真有人为因素，更求依法严厉查处；三、对死难者家属如何安抚？对伤残者如何安排？如有赞同者请与我联系。电话：
倡议人陆世华二零零捌年五月二十日
就因为这封信，涉嫌"聚众闹事"，陆世华被警察从片口老家带到绵阳市派出所，关了18天。可他依然不甘心，还要问个究竟，七月十二日，他再次给各级党委和政府写信：
一九八四年六月三十日在梓潼县召开了绵阳地区规划评审会议，就北川县城迁治城提出评审。一九八四年七月三十日北川县政府以七十八号文件上报行署，省建委以八六•三十五号文件批复，为什么迟迟未动，近几年还在大建？"5•12"县城死亡、失踪二万多人，制（致）残数百，经济损失数亿，上万人无家可归，这是哪级政府在犯罪？二、北川县地处龙门山脉断裂带中段，历史地震发生频繁，早在一九七七年四月北川县正式列为地震《八烈度设防》。绵阳市仅北川列入省抗震办设防重点县。作为九八年才新建的教学楼，为什么瞬间夷为平地，而相邻七十年代建筑被你们称为危房的未垮，这是为什么？三、北一中垮塌的教学楼是优质的吗？是合格的吗？地震发生前（后）几天温总理不是也公开说过要查建筑质量吗？
陆世华被抓、被打压，但是他就是要个说法，他要追究豆腐渣工程。因为看到作人《龙门山，请为孩子们作证》一文，他觉得作人是好人，所以不停地给他发短信，重复那让他肝肠寸断的天问：我把健康鲜活的女儿送进学校，是让她去送死的吗？
作人看完短信，又接着听陆世华在电话里的诉说，一直到凌晨三点。秋雨潇潇，没有答案，电话两头都是做父亲者为孩子流血的心。
今年春节，我也收到作人的信，这次是讲的是王学兵的故事。王学兵的家在大地震的第一爆发点，5•12之后，他的父亲、母亲被吞没，王学兵没有找到家里的任何遗物。他放养的羊群先因地震失去多半，劫后余生者又有几只被掩埋于泥石流。这一切苦难已足够惨烈，到了年底，王学兵惨遭车祸。这一次，他花光了自己的积蓄、父母身亡得到的抚恤金；"躺在床上的刚强汉子，想起年关将至，却无法筹集到2万元手术及治疗费用，止不住泪珠滚滚！"作人写道：
……特大灾难啊，你究竟要把人击倒多少次？六十周岁的人民共和国啊，您的社会救助体系，是否还有所不足？有待改进？
在此，笔者吁请海内外爱心人士伸出援手，救助地震灾民王学兵，让他能够施行手术治疗，别让冷漠和另外一种"次生灾害"再次害人，再次危及死里逃生的地震灾民的健康和生命！
中国将会感谢您的奉献和爱心！
谭作人一介书生，为王学兵呼吁捐款，却用了"中国将会感谢"这样的字句，你说他把自己当成了什么？中国的代表吗？又或者，他知道，时隔8个月，国人爱心高潮已去，他更多地吁请海外爱心人士？不管怎样，这就是谭作人，一个面对他人的痛苦无法转身的人，一个"爱国爱得吓死人的人"。
我不认识王学兵，作人的信让我坐立不安。我赶快将他的信转发给了朋友们，也给王学兵寄了钱去。两个月后，我接到王学兵的电话。他说，因为春节，他一直没有收到钱。现在收到了，他的身体好多了。他说：你以后过来耍啊！这一个"耍"字，乡音恳切，又轮到我"泪水滚滚"。
急人之难、助人为乐，作人就是这样做人的。所以，当我收到短信说"作人被它们抓了"，我觉得这不可能；这像一个低级错误，更像一个愚人节的笑料。你把这样的人抓起来，还说他"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没有人信的。作人为这个国家的政权，实在做了太多的好人好事，堪称活雷锋。和雷锋只有一点不同，就是作人秉承公民的独立思考和信念，并且勇于践行。他肯定得罪了一心要在彭州搞石化的人、得罪了绝不要查豆腐渣的人，这些黑材料，早有人给他记着。并且，在他被捉之前，已有若干预兆：先是电脑被盗，然后发现在局子里；再有一天人在途中，接到孩子的电话说：还差500元钱；原来狗被捅了刀子。作人心说：今天捅狗，明天捅人。果不其然，不似刀客，胜似刀客，这一天如期而至。
据说我英勇的人民警察在作人家从早上10点抄到下午6点，该拿的都拿了。又听说他的一条新增罪名是发起全球华人6•4献血，谭作人啊谭作人，早已过了血气方刚的年龄，你依然不改"我以我血献轩辕"的初衷。你明明知道，无数无数的中国人，在某些时候，也包括我自己，为了安宁和苟活，在巨大的灾难面前背过脸去。只有你这样的少数，如鲁迅所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北川中学废墟上，你捧起染着大片孩子血迹的书本泪流满面，这一年来，你的汗和泪还流得不够吗？你居然要去掀起这二十年来有关方面讳莫如深的日历，要刺破你的脉搏，把你还在发烧的血抛洒在这多难的国土上！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啊，你那一腔血，倒出来有没有两茶杯？可够浇一棵枯草？你真应了你妻子的一句话："爱国爱得吓死人"；这一回，居然就把人吓着了。
为了这句话，我向作人的爱妻深深致敬；再没有哪句话，能如此生动地形容作人那"做人、特别困难地做中国人"的状态。我写下以上这些拉拉杂杂的事，与其说留给作人将来看，不如说是写给看管谭作人的警察同志——希望你们善待我作人兄弟，你要饿了他，作践了他，你就像布莱希特在《四川好人》的戏剧中所说：丢尽了四川的脸。
作人，不知何时能再与你重逢、且举杯共酌。月明之夜，愿朋友们的祝福能抵达你暂时栖身的温江看守所，并告诉你：我们的血，因你的热情而升温，一点一滴，愿意如同你的榜样，涓涓不断，融入你我的挚爱——我的祖国。
2009年4月11日写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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